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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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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陪父亲

文︱余新勇

题记

父亲，在这里，我这么不厌其烦地流水账式地记录了一次陪您逛街的过程，是因为，我珍惜与您、与母亲、与亲人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日子。过去，儿女们因为忙于应付生活，疏忽的地方也许多了一些。我想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之间会拥有更多的更加美好的生命情节和生活细节的。

您陪我们长大，我们陪您到老……

年元月31日早上7点钟左右，当我家的敲门声“咚咚咚”地响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老家来人了。因为他们习惯于敲门，准确地说是习惯于用拳头捶门，而不习惯于按门铃。

打开门，进来的竟是父亲。

父亲有点拘束，似乎很冷，精瘦的身躯显得比平日里看到的更矮小一些。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父亲当时心里很是忐忑不安的。父亲的穿着很随意，身上的衣服看上去已经穿了好几天了，不像是出门做客的样子。这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以往父亲出门时母亲总会强迫他换上一身新洗过的衣服的。

父亲显得很疲惫，似乎昨天刚累过或者昨晚没有休息好，他看到我们，脸上添了喜色，嚅动着嘴唇想和我说点什么，却又什么都没有说。

那几天我们学校正在做学期结束工作，当时我正准备去学校参加休学典礼。我对已坐在沙发上默默无语的父亲说了句：“爸，我有事了”，就走了。走到街上，才发觉天下着小雨，迷迷蒙蒙地像笼着很重的雾气，这雨气贴在脸上冰凉冰凉的。这才想起给妻子打电话要她关照父亲添衣。

父亲一住就是几天，这几天里我偏是早出晚归的，也没顾得上和他好好地说说话。只觉得他这次有点怪异，像这样一个人离家在外连续过夜的现象，在这之前是绝无仅有的。

那几天，父亲白天晚上都陪着几个在县实验学校上学的外甥、孙子，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做作业，陪着他们去参加校会，领取成绩单。校会上，外甥、孙子上台领奖状的时候，他就在一边微笑，鼓掌。

第四天早上接到大姐的电话时我才知道了父亲这次是偷偷地从家里出走的。他和母亲闹了一个很大的别扭，甚至闹到要各人过各人的世道。其实事端很小，没有必要闹到这种份上。只是自从我家老二在浙江慈溪意外辞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位老人悲苦难遣，时日愈久就愈是像谁在用根钢线牵扯着他们的心头嫩肉，隐隐地阵阵地疼痛着。加以二嫂亦因心里苦不堪言，无端地重语伤人，中伤的二老心头那根钢线就被扯得更紧，更急。如此的氛围之中，关于一件小事的纷争的副效应被无限扩大。终于，母亲病下了，父亲则孩子似地赌气地私自外出。大姐也是后来才知道，打听了好久才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的。

那天本来答应了参加学生组织的一次聚会的。接了大姐的电话后，我决定告假。我要陪陪父亲。

我把手提包放回，走到父亲跟前。父亲正耐心地陪着我女儿说话。父亲坐在竹椅上，手里拿本小人书，神情和蔼得很。我心里一动，为女儿高兴。我小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父亲对我们是异常严厉的，严厉得我至今看到他，头皮都有点发麻。

可是我对父亲说过了“我陪你出去走走”之后，父亲却马上点头，温顺得就像小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一样。尔后他又不放心地补了一句：“你今天不忙了?”

我答应过之后，和妻女打个招呼，就陪同父亲走上了40米大街。

那天天气还好。阳光虽然薄了点，但暖气仍在。父亲却似乎还是冷，手脚都舒展不开。父亲老了，不仅仅因为七十多岁的年龄，更因为他愈到晚年愈感无奈的境遇。两年前动过一次手术，因为刀口吻合不彻底，行动时便常常伴有剧痛；而老二的出事，比那次手术的打击更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心头的痛感就愈是强烈。

我陪着父亲在街上走着，看着，从容不迫地。我们有点像收水费的那样，逐户逐店，不放过任何一家。甚至街道两边做广告的戏台子、耍猴子的场地，我们都认真地参观。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点什么。我不顾父亲一再推辞，给他买了一包价位还可以的香烟，要了一个有美女头像的精致打火机。在一家书店里，见他拿着一本“三言”、“两拍”选本爱不释手的样子，就把这书的书款给付了。

走过永丰大道，走过博山路，走到了西关街。父亲的情绪越来越好，走路也轻快多了。

走到老电影院门口，见外面做着里面正在开拍卖会的广告，我便问：“进去看看?”父亲就跟着进去了。走到里面，看到了一个很夸张的拍卖场面，气势很大，但是正拍卖着的都是一些小物件。父亲却看得津津有味，也配合得很，该笑的地方都笑了，该拍巴掌的地方都拍过了。我在一边不时地递上烟，感觉父亲当时的神情肯定像小时候的我们。

终于见到一个彩电抬出来了。父亲说：“你妈说过几次了，想买个彩电看看。村子上有好几户人家都看上彩电了，不过他们看的都是儿媳妇的嫁妆，你妈想自己买一台。她说要把该享的福都享一享。”

我说：我们儿女都支持妈的观点，要不我去备点钱，今天就把妈想要的彩电落实回去。父亲却用力地摆着手，说：“别听她的，有黑白电视看已经很享福的了，再说买彩电的钱我们也够，不要你们的钱，只要你们兄弟姐妹把自己的日子过红火了，我们就觉得是在享福。”

父亲提议出去走走。于是就到鸟林街。鸟林街正被拆着，建着。父亲一再强调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

经过县政府门口时，父亲忽然想起要找一个什么局，给正在读书的外甥郑家文领点钱，他没说清楚，应该是结对子帮扶助学的款项吧。我说：行，反正也没事，进去找找看吧，也不见得就能办得成。找到那局里一问，果然，管这事的那个副局长出差去了。就往外走。却遇着一个原来很要好的熟人，要我到他办公室里去坐坐。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到这里做县长秘书了。我这人向来怕见领导，就说：有事，不去。父亲却在一旁说：“去坐坐也好，县长就县长，有什么好怕的，我陪你去。”好在熟人说：县长这会儿不在办公室里。

于是就到了县长办公的地方。那熟人很热情，好烟好茶都上了，都是平日里难得品尝到的玩意。父亲兴致越来越高，竟坐到县长办公的椅子上去了，转悠着，说：“县长就是县长！”

从县政府大院出来的路上，见着父亲正高兴，我话就多了几句，聊起了自己也曾有过走上仕途，像人家一样坐小车，坐会旋转的办公椅的机遇的，眼前或许就有这样的机遇，不知道要不要去争取一下?父亲正点着烟，当即灭了火，说：“不必不必，顺其自然吧，我觉得你还是教书做学问更自在更适合一些。”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贯如此。也许社会生活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太大了，他不愿望与他有关的人刻意挤向仕途。要是他有一点点鼓励和支持的话，85年、89年我都是可以“改行”的。他一直希望我搞好业务，他说：“要么教书，要么学医，这两种职业哪个时代都是需要的”。他不慕虚荣名利，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将生活过得实实在在，能够将幸福落到实处。他甚至担心“文革”那样的运动隔些时日会改头换面地卷土重来，希望我拥有较强的生存能力，不要依附于别的什么，能够靠自己的力气和本事挣口饭吃。我每到一个学校，他都要去一看再看，找同事、学生、学生家长一问再问，了解我的情况，他总担心我工作上不尽心不卖力。

父亲年轻时也很风光，二十岁左右就干上了级别，与他当年同事的几个早就挂着副县级的头衔“光荣退休”了。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自己的老家，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他种了一辈子的田地，而每每谈起这些，他却没有半点懊悔，对那些做官的熟人也毫无羡意，他甚至发现他们生活中也有许多无奈，甚至同情起他们来。

父亲一直都很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也一再提醒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情。可是这次竟然赌气出走，显然是他还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老二出事的阴影之中走出来。

在街上，我和父亲并排走着。这几年，父亲越来越瘦。父亲的脸上，就像一个作家朋友所言，瘦得用针都挑不出什么肉来了。印象中的父亲是强悍的，我头脑中几乎找不出他和我们亲呢的细节，然而这些年却温存起来，能够比较充分地理解甚至体贴家人了。他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10个，几乎没有抱过谁，亲过谁，可是现在却和母亲一起，为在外打工的老五、老六他们照看孩子；他在儿女面前的面容越来越亲切，对儿女的态度越来越平和，甚至会主动地打电话征求我一些关于家事的意见，让我受宠若惊。

终于，我将父亲引向沿河路。我是故意的。

上次，在我和妻的努力邀请之下，父亲母亲放下手头的活，到县城里过了一个“国庆”节。那天在河滨公园的一个亭子里，我用新买的傻瓜相机给二老照合影，母亲一再要求父亲和她靠拢一点，亲热一点，父亲有点腼腆，但还是靠了过去。

照完像了，父亲说：“老三，下回你把相机带回老家去吧，我和你妈要在厅堂里照个合影。不管我们两个谁先走了，好歹有个照片陪着，你二哥那人，也太不爱照相了，人走了，连个遗像都找不到，还是你在他的暂住证上取下一个头像……”说着说着，他的喉咙就像被什么堵着了，哽咽起来。母亲的眼角则盈满泪水。

我陪同父亲再次来到了上次他和母亲照合影的亭子里。我劝他坐一会。我有意无意地向他提起国庆节那天照像的情景。然后，我说：“爸，妈还病着，可她却打过几个电话来，询问您的情况，她不听听你的声音，这心就放不下……”

父亲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丰富。我停住了话。

寂静。

只有丰溪河的流水声。

成双成对的白色的水鸟从容地温情地飞着。

父亲缓缓地说：“老三，你给你妈拨个电话吧。”……

这时候已近正午。阳光像刚泡透的金银花茶，有浓度，有热度，透着金色，似乎还飘着点香气。

逛街后的第二天早上，父亲带着我给他买的书和我爱人给他织的毛衣，一个人悄悄地返回了老家。刚到家时，他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也不说话，母亲也不敢和他搭话。

几天之后，“硝烟”散去，两位老人和好如初。

本期摄影：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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