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背景资料四古代历史的考证与复_广丰县新闻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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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蓝字进入　　考古学所提供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不仅证明《旧约》的历史可靠性，而且证明其规模，权威性和高尚的理念都是古代世界的其他最佳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一位不接受圣经默示的史学权威评论说：

“可以这样说：《旧约》今日的史料价值，要超过当它作为宗教文献保护的时代。”

“历史学家不应从现代的立场来评判它。不要把《创始记》与兰克比较，而应与埃及和亚述的作品相比。就写作的时代而言，犹太人的文献在规模和权威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詹姆士·T·沙特威尔《史中之史介绍》，第80页）

他还说：“（《申命记》作者的）的视野在《旧约》中是最为开阔的。在阅读了《申命记》第五至十一章以后，再将之与古代文明鼎盛时期以前所写的其他世界文学相比，任何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同上第92页）。

对于地面的大规模勘探和对于古代遗址的大量发掘所获取的证据，不仅在我们眼前重现了古代的文明，而且使我们能复原古代的历史，置圣经中的记录于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

帮助现代学者解读已被遗忘之文字的钥匙已经找到。如埃及人和赫梯人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古代居民的字母文字。已消亡了数千年的语言得以恢复。它们的词汇得以确认。埃及的沙漠和西亚的废墟出土了已掩埋几千年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帮助现代学者重新了解那些民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许多在圣经和其他古代文献中提到，但其地点完全不为人知的城市，如拉吉，夏琐，米吉多和尼尼微等，也被发现和发掘出来了。出土了庙宇和宫殿的废墟，发现了学校，图书馆和坟墓。长期隐藏的秘密揭开了，使人们迅速积累了古代世界的知识。这是圣经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神圣的经典就是在这里产生的。人们耗费巨资来复原古代东方的历史。尊贵的学者们为此献出了他们的身心甚至生命。有大量的著作问世，来记录过去一个半多世纪的发现。

从这一进展中可以看到天意的引导。否则如何解释这些无价之宝为什么不为人知达数千年之久？因为那时人们不会从中受益，不需要它们来确立尚未受到质疑的圣经可靠性。为什么当人们急需这些材料来证明上帝圣言的正确性和神圣历史的真实性时，这些材料都被发现了呢？上帝的圣目注视着它们，直到需要它们为真理做见证的日子来到，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预言：当见证人不再为祂和真理作见证时，连石头都会呼叫起来。

为了解释在许多圣经遗址进行考古的奇妙进程，现引用当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W·F·阿尔布莱特的几段话，以说明考古对于圣经研究的巨大贡献，以及学术界对圣经故事看法的重大转变。他在年写道：

“上世纪在巴勒斯坦和附近地区所进行的考古研究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圣经历史和文学背景的认识。它不再是过去的一座孤立的纪念碑，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它在一个日益为人们所了解的环境中正占据其应有的位置。对照古代近东的历史背景，无数不明之处豁然开朗。我们开始理解希伯来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圣经作为一部文学杰作和宗教经典的独特地位并没有未因此而降低。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削弱犹太人或基督徒信仰的证据”（《巴勒斯坦的考古与圣经》，第页）。

阿尔布莱特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了足以驳斥高等考证家之妄言和讽刺的考古发现。朱利叶斯·威尔豪森等高等考证家认为圣经里有许多传说，民间故事和被称为“虔诚的谎言”的神话。阿尔布莱特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保守派学者完全有权利斥责任何企图证明圣经有欺骗和伪造成分的做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利坚决反对把虚构的神话和经过掩饰的异教内容搀杂到圣经中去”（同上，第页）。

他写了这些话以后，又有更多惊人的发现证实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细节描写的准确性。阿尔布莱特在回顾这些大量的新证据时说：

“最近对于圣经神学的新兴趣主要缘于考古学的发现，因为有大量的资料证明了圣经的内容和背景。……考古新证据不断涌现，迫使人们修正研究新旧约宗教的方法。显然，对于圣经的不断重新发现往往导致人们重新评价圣经信仰。这与古代的正统信仰惊人地吻合。不论是经院哲学还是不负责任的新正统神学，都不能使我们的视线转离我们对于圣经的活泼信心”（《生活中的宗教》第21册《考古学二十年后的圣经》，年秋，第页）。

2、古埃及历史的复原

当说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拥有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国度。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从地图上看像一条蛇，平均有5英里多宽，却有英里长。约瑟曾在这里做过宰相。立法者摩西曾在这里受过教育。这里存在着极端的现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生活在百分之四的土地上。其余的土地都是沙漠。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这条狭长沃土的生命完全仰仗这条大河。这里几乎终年不下雨。所以人们不得不依靠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为生。少有的干旱气候使许多建筑物和在其他国家早就腐烂了的大量易腐材料保存了下来。况且埃及曾拥有古代民族最伟大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其迷人的石制纪念建筑，如金字塔，方尖塔和庙宇，经历数千年的沧桑，依雄辩地见证古埃及人非凡的建筑艺术。

圣经考古学，特别是埃及考古学是在年诞生的。那时拿破仑进军埃及，带着大批学者，建筑师和画家。他们奉命去研究和记录古埃及的遗迹。这些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们出版了洋洋二十四大卷研究成果。这些书籍至今仍非常宝贵，因为这些法国学者所描绘的许多纪念性建筑和碑文后来都毁掉了。

然而最伟大的发现当属年法国军队所发现的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它后来成了解读神秘的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块黑色的玄武石碑随同其他战利品落入英国人手中，成为伦敦大英博物馆庞大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展品之一。石碑的内容用希腊文，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三种文字重复写成。学者们马上设法借助能够识别的希腊文来解读其他两种未知的文字。经过多年无效的努力之后，瑞典外交官亚柯布拉德于年首先成功解读了古埃及通俗体文字。英国医生托马斯·杨于年发表了正确解读几个象形文字的方法。但直到年才由一位出色的法国人让·弗朗西斯·商博良对此作出完整的解读。

虽然从那时起人们能阅读埃及文字了，但是经过了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后，其中最杰出的有俄尔曼，塞特和加尔迪内尔，才在科学的基础上复原了古埃及的语言。在商博良开拓性的工作过后近七十年，出版了第一部令人满意的埃及象形文字语法。在他以后一百多年，产生了一部4,页的翔实的埃及语词典。埃及语是一种图形文字，几百个字符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因此解读它们对于每一位埃及学者而言依然十分困难。但是大量世俗和宗教文献以及历史证据的发现，为古埃及政治和宗教历史的复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语言研究同时进行的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的实地考察。他们记录了圣殿的碑文，描述所有看得见的古埃及遗迹。因篇幅关系，本文只提到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即年至年由列普修斯率领的伟大的普鲁士考察之旅。此次考察几乎记录和描述了在整个埃及所看得见的东西，发表在12卷75厘米长，60厘米宽的不朽著作中。其容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没有进行任何系统性的发掘。只有一些当地居民挖掘和贩卖大量的古董给欧洲各国大博物馆的代表们。这些博物馆在当时积累了大量的珍藏品。后来马利艾特被任命刚建立的埃及政府文物局，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寻找科普特人文献的时候，他幸运地发现了饲养和埋葬圣牛的塞拉皮犹姆圣殿。他采用铁碗的手段，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取缔了非法的发掘，并将所有的发掘活动置于他本人和他下属的控制之下。在这段时期，古埃及的瑰宝源源不断地流入开罗博物馆，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古埃及艺术品收藏馆。

在马利艾特管理的三十一年时间里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一个秘密隐藏许多著名法老达三千多年的地方。他们的坟墓曾在古时被盗。一位虔诚的国王将他著名先辈的木乃伊收集起来，存放在上埃及首都底比斯附近西部沙漠悬崖上的一个人工洞穴里。其中有军事霸主图特摩斯三世的尸体，他在公元前十五世纪曾征服整个巴勒斯坦，很可能就是压迫以色列民的法老；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尸体，他是抵抗赫梯人的加低斯战役的英雄；有拉美西斯三世的木乃伊，他是公元前十二世纪面临海上民族威胁时挽救埃及的国王；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君主。这些裸露多年的尸体，生前曾令列国战栗，被同代的人当作神来敬拜。现在他们放在开罗博物馆的玻璃橱窗内，默默见证着逝去的属世荣华和权势。近来他们只在博物馆的一间特殊房间里展示。

年加斯通·马斯皮罗接手了文物局的管理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外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应邀前来研究埃及的古代遗迹，进行发掘工作。由于承诺相当一部分发掘出来的文物分给参与发掘的外国学者，作为对他们的工作和花费的奖励，有很多科学院、博物馆和政府争取了这个机会。在实施优待外国学者考古活动的政策期间，他们为复原埃及的古代文化和历史作出了大量的工作。

在回顾埃及考古学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弗林德斯·彼特利爵士。这位青年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工作，后来成为科学发掘之父。他最先提出了小心发掘，记录和保存每一样发现的方法。这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在埃及和附近的巴勒斯坦进行了近六十年的发掘，独自或与人合作发表了八十多部考古专著。

因篇幅关系，本文无法详细列举从年以来在埃及进行的考察活动。人们勘测和调查了一百多座的金字塔，发掘了与它们相连的庙宇，清理了数以千计的王室和私人的坟墓，公布了里面的宝藏，充实了欧洲和美洲主要博物馆的艺术收藏。其中最伟大的和最惊人的发现当属卡特于年所发现的未遭盗窃的图特安哈门国王坟墓了。卡特在勘探这个遗址的时候，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搬走了七万吨沙石。坟墓中藏有数以千计的物品——珠宝，家具，工具，武器，器皿和衣物，还有许多石棺。最里面是存放国王尸体的纯金棺材。这对于普及埃及学和把游客吸引到这充满古物的神秘土地所起的作用，要超过以往一百年人们所作的全部努力。

3、埃及考古学与圣经

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艺术爱好者和古代宗教的研究者，也有助于圣经的研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埃及那样保留了那么多的壁画，石刻或木刻的浮雕，古代日用品如家具，家用物品，乐器，工匠的工具，农具，猎人和战士的兵器，写在易腐材料上的文献。任何一部圣经辞典都会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象埃及那样为我们提供如此形象的材料，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文明。通过古埃及的彩色图画和浮雕，我们了解了亚摩利人，迦南人，非利士人和赫梯人的服装与外貌，他们的特殊工具，武器和打仗的方式。埃及所发现的文物使我们得知古代人是如何装饰他们的房屋的，用的是什么乐器，以及如何演奏这些乐器。简而言之，过去一个半世纪在埃及的惊人发现，使我们充分了解了圣经时代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

下面列举几个在埃及的重要发现，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旧约的故事。如公元前二十世纪一位名叫西努赫的埃及宫廷官员的故事。他由于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逃到了东方，就像摩西几世纪以后那样。经过一段充满危险的旅程，他在叙利亚找到了避难之所，以难民的身份在迦南人中客居多年，直至他被宽恕蒙准重返埃及为止。他对当时迦南的描述非常有趣，对于我们了解先祖们所处的环境很有价值。那是在亚伯拉罕迁居此地约一百年以前。

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个埃及贵族陵墓里，发现了一幅描绘有37个人到达埃及的彩色壁画。他们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尽管这幅壁画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却保存良好，就像几年前刚画的，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创世记》第12章亚伯拉罕前往埃及的事。每一个研究圣经的人都可以好好观察一下这幅大有价值的图画。因为亚伯拉罕一定穿着相似的服装；他的侍从也一定携带着同样的工具，武器和乐器（见本卷页插图）。

还有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发现就是几批巫术的著作。这是埃及国王用来设法消灭外敌内患的咒语。埃及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巫术之国。我们从摩西在法老面前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和亚伦所行的神迹居然被埃及的巫师所模仿。有两批巫术的咒语来自先祖的时代。其重要性在于提到了大约一百多位迦南城市统治者的名子。其中多半可以确认为亚摩利人。这与圣经早期著作中的记载十分吻合。因为圣经记载先祖时代的巴勒斯坦是受亚摩利人控制的（见创14:13；15:16）。这些咒语提到了耶路撒冷。有两个带有亚摩利人名字的耶路撒冷国王列在埃及的敌人中间受咒诅。这些咒语还提到了一些圣经的城市，包括亚实基伦，亚柯，亚非加，拉吉，夏琐，示剑和其他许多城市。

我们拥有许多描写埃及帝国时期，即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许多巴勒斯坦征战的文献。如出埃及前约三十年的著名的米吉多战役。除了编年史以外，埃及国王还为我们留下了他们所征服的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城市的名单。这些当时代的埃及名单对于更好地理解《约书亚记》中地理的章节很有价值。示撒王把最后一份巴勒斯坦被征服城市的名单刻在卡纳克庙宇的墙壁上。示撒王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位第五年时掠夺耶路撒冷的埃及国王（王上14:25,26）。

我们还拥有公元前十四世纪完整的王室档案。其中有数百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藩王写给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信函。这些信函被称为亚玛拿书信，是年一位农妇在无意中发现的。这些书信证明为埃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令学术界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书信证明当时的外交语言是巴比伦语。而埃及宫廷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藩王之间的通信也是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后面将解释）写的。这些书信证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在政治上十分脆弱。据认为就是在这段时期，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和众长老的率领下占领了迦南。其中有些书信是耶路撒冷王、赫人阿布杜希巴所写的。他请求埃及援助武器和士兵，用以抵御前来进攻的哈皮鲁人（Habiru）。哈皮鲁人当时已经占领了国家的许多地区，并且威胁着要侵占全地。这些书信中的哈皮鲁人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人。许多学者都这样认为。若是这样，我们在这些亚玛拿书信中就有了迦南人视野中希伯来人征服迦南的故事了。这些文件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在约书亚笔下征战时期的状况。

埃及国王常常修建高大的石柱，以纪念他们的胜利和政治功绩。有一座这样的石碑是法老迈尔纳普塔约在士师时代所立的。上面提到他在一次巴勒斯坦的征战中所打败了以色列这个未定居的民族。虽然圣经没有说到埃及国王与以色列人的这次交战，但这个碑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圣经以外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以色列人的记录。同时也证明了公元前十三世纪时以色列民在巴勒斯坦的存在。这与许多考据派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发生在法老迈尔纳普塔的时代。那些坚持这么晚才出埃及的人不得不编造出一种离奇的说法，说雅各并没有带领全部的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去；法老在巴勒斯坦所遭遇的是剩下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接受圣经的说法，把出埃及定在所罗门作王之前年（王上6:1），就不会有上述解释的困难了。因为按这样计算，以色列人在迈尔纳普塔即位前年就已进入迦南了。

与此相关的，我们还得提到在西奈半岛上所发现最早的字母碑文。这些碑文是弗林德斯·彼特利爵士于-年找到的。当时他正在西奈西部的两个山谷中考察古埃及的铜矿和绿松石矿。在以后的考察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碑文。过去数十年许多学者的共同研究在解读这些碑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埃及人在矿区及附近所留下的许多象形文字碑文详细记录了他们开采的历史，也记录了埃及人常常雇佣迦南的闪族人在矿区工作的事实。有一位迦南人在看到埃及用烦杂的象形文字记事后，作出了一个在书写领域空前绝后的伟大发明，即一套拥有25个字母的书写系统。该系统及至今日也没有作出什么改进或简化。

埃及等民族所拥有的书写系统需要成百个，甚至上千个不同的字符来表达他们的意思。他们采用了许多象征性的符号，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如en，ne，in，ni，nen，nan，或一个完整的意思，如一个眼睛的图形。后来这位在西奈的无名闪族人想到了把辅音分出来，以一个字母来代表一个辅音，而不与元音相连。这是对以前所有书写系统的重大改进。因为它只需少数字母就能记录人们想要表达的一切事情。

这个发明一定是出于天意的安排。那是在摩西的时代以前不久，又离摩西写圣经头几卷的地方不远。如果圣经是用复杂的书写系统写成的，不论是埃及的象形文字还是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均需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掌握，那么只有少数人才会有机会自己阅读圣经了。反之，只有25个字母的文字极易学习，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以致自己就能阅读圣经了。借助这种奇妙的发明，不用花很久大多数以色列人就能阅读和书写了。这一结论的依据不仅来自巴勒斯坦的土地为我们提供的考古证据，还来自圣经的一些记载。据《士师记》8:14，在基甸的时代，外约旦地区的人普遍具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当时基甸在疏割捉住了一个少年人，“他就将首领长老七十七人的名字写出来”。

学者们还无法确定这种字母书写系统是公元前十六世纪还是公元前十九世纪在西奈矿区产生的。但他们都认同它是在摩西的时代以前形成的。这项发明对于圣经知识的传播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宗教改革前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字母系统的发明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能轻松地阅读圣经的文字。活字印刷术则使圣经用一种廉价的方式在世界各国传播。

在西奈所发现最早的字母文字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只是一些名字和献辞，却打消了人们对摩西撰写五经能力的怀疑。此前一些评论家称希伯来圣经不可能是在摩西的时代写成的，说这种语言当时还不存在书写系统。

除了士师时代与非利士人、叙利亚人以及迦南人争战的编年史之外，埃及人还为我们留下了古代巴勒斯坦的旅行记录。其中讲到一位名叫温阿蒙的埃及官长奉命前往腓尼基的港口城市比布鲁斯采购香柏木，以制造神圣的尼罗河船只。他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遭遇的窘境，以及他所面对的各位统治者对他的羞辱，生动地说明了埃及当时的脆弱。温阿蒙前往比布鲁斯的故事，以及描述这位使者巴勒斯坦之旅的信函，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实例，证实了圣经对士师时代的描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

这段时期还有一封带有讽刺语气的信函，描写一位埃及使者途径巴勒斯坦前往一个北方国家的经历。说到那位埃及官长的马在夜里被盗，以及当地的不安全局面令他遭遇的种种困难。

埃及的沙漠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的“智慧文学”。这种文体当时在埃及最为流行，是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其名声也反映在圣经里。圣经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了埃及人的一切智慧（王上4:30）。现代的许多学者把《旧约》的智慧文学（《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与埃及的智慧文学进行比较，认为《旧约》的作者抄袭了他们埃及邻居的作品。然而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对于《阿门内莫普训言》与圣经《箴言》的许多相似之处，有可能是阿门内莫普抄袭了所罗门的文学作品。因为含有《阿门内莫普训言》的文献在语言，词汇，字体和写作风格等方面都证明是所罗门以后的作品。只有那些赞同高级考据家观点，认为《箴言》不是所罗门的作品，而是某个佚名作者在很久以后所写的人，才会主张《箴言》抄袭了埃及阿门内莫普的内容。

年，上埃及尼罗河的埃利潘蒂尼岛居民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亚兰语蒲纸文集。在至年间的挖掘中，发现了更多的此类文献。其余的文献是一位埃及的文物收藏家C·E·威尔波尔在年个人发现的，现陈列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里。这些蒲纸文献共一百多份，均来自来一个犹太士兵的殖民地。他们在公元前五世纪大约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代时曾守卫埃及的南部边疆。

这些文献和埃及其他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类似文献告诉我们有关埃及犹太殖民地的世俗和宗教状况，以及他们的历史。这些亚兰文的重要文献是用与《以斯拉记》和《但以理书》的亚兰文部分完全相同的文字写成的。它们证明《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的相似部分不是伪造的（见《旧约》的文字，文稿和正典》）。它们还是我们了解当时犹太人所用年历以及他们计算波斯国王在位年数所用体系的唯一经外资料。研究这些材料可以证实《以斯拉记》第七章所记载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年，而不是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所认为的年（关于犹太年历，见本注释卷二中的论文；关于《以斯拉记》的年代，见本注释卷三有关年代的论文）。

由此可见，埃及的土地保存了与圣经各历史时期相关的资料，包括先祖时代，出埃及时代，士师时代，列王时代，直到从巴比伦被掳回归后的时代。本文只列举几个例子。每一个例子都只涉及一个小小的事件或是一段经文。但来自埃及的证据综合在一起，就证实了《旧约》记录的真实性及其历史的准确性。

我们看到考古学为研究《旧约》的人提供了丰富资料，但我们不要忘记埃及的土地也为研究《新约》的人保存了同样重要的资料。无数希腊文蒲纸的发现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约》经卷的语言。由于这些发现不属本文的范围，故这里不进行详述。

4、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复原

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这两条河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圣经在描述伊甸园时曾经提到它们（创2:14）。其中的示拿平原见证了人类所修建的第一座城市和高塔（创11:4）。这塔是以后美索不达米亚众多庙塔的“祖先”。考古学证实了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文化。

与埃及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辽阔的地面上几乎没有存留任何纪念性的建筑。这里没有庙宇，金字塔，或方尖塔，也没有装饰着彩色壁画的，从岩石中凿出的陵墓来吸引现代的游客造访这个古代文明与文化的所在地。所有古代的城市都已完全摧毁。其中的宫殿和庙宇埋在沙土碎石之下达数千年之久。巴比伦和尼尼微等首都曾是古代最大的城市，现在均已荡然无存，连确切地点也被人们遗忘了。在年以前，就有严谨的人士询问这些圣经所经常提到、古典作者所描绘过的城市究竟是否存在过。

这些城市甚至在古代就已被人完全遗忘。尼尼微就是一个例子。公元前年，该城毁灭后才过去两个世纪，色诺芬率领一万希腊人经过它的废墟时，当地居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座古城的真正名称，而是告诉他这座城曾叫作“美斯比拉，”是一座玛代人的城邑。公元二世纪雅典的作者卢西安说：“尼尼微的毁灭非常彻底，以致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位置。它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十九世纪初的学者自然会疑问这么大的城市怎么可能完全消失呢？他们说，城邑可以毁灭，但不可能没有遗迹。罗马，雅典，底比斯，耶路撒冷等许多城市都曾遭到毁灭，但它们的遗址却从未被泯没，后来它们又得到重建。但是尼尼微在哪里呢？古代的巴比伦大城在哪里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学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城邑的彻底摧毁正应验了几百年前有关它们完全毁灭和荒芜的预言。而那时这些城市尚处在其荣耀和权柄的鼎峰（见例如《那鸿书》第三章关于尼尼微的厄运；赛13:19-22关于巴比伦的毁灭）。

因此这片废墟和沙土下面埋藏着成千上万的古代文献，数不清的雕塑，众多城邑的遗迹，包括城里的宫殿，庙宇，学校，档案馆和平民的住宅等。这些遗迹帮助历史学家复原了久已遗忘的古代民族的历史，使语言学家们让消亡了两千多年的语言和文字复活，也为圣经学者提供了证据，维护了圣经历史记载的正确性，并向批判界证明这部古代著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这里需要提到书写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楔形文字泥板。幸亏那里的人们没有采用可腐性材料，而是选用泥板作为普通书写的材料，以致它们没有在美索不达米亚潮湿的土壤中腐烂。因为泥板特别是经过烧烤以后，是不会毁损的。在书写时，用芦杆把文字刻在松软的泥板上。由于每一个笔画都呈楔子形，故这种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在石碑上所刻的也是这种楔形文字。

解读巴比伦人，亚述人，苏美尔人等美索不达米亚民族的古代文字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没有罗塞塔石碑那样的文物，可借助于已知的文字来进行对照和解读。这项工作基本上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楔形文字最早是十八世纪从古波斯的首都之一波斯波利斯的遗址带到欧洲来的。第一位成功解读这些文字的是德国古典学者格鲁特芬德。他作出了一些了不起的猜测，认出了几个古波斯的词语。但他没有超越这些零星的发现。直到四十多年以后的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年青的英国官员罗林森开始临摹比希斯顿的巨大的岩石铭文时，解读的工作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比希斯顿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之间的山口。大流士一世曾在那里道路上方的石壁上留下了许多浮雕和长篇铭文。多世纪以来，游客们看见这些图画和文字，但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据说浮雕描述的是圣经里参孙和他敌人的故事。也有人说是一位老师和他学生的故事。对于心怀大志且才华出众的青年人亨利·罗林森来说，这些几乎高不可攀的长篇铭文乃是一个挑战。他把长梯搭在一块从垂直的岩壁中突出来的岩石上，爬了上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冷静地把这些铭文临摹了下来，独自着手进行繁杂的解读工作。

他认出这些铭文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写就的同一段文字，即波斯语，苏萨语和巴比伦语。因为他发现这些楔形文字与波斯，苏萨和巴比伦废墟里发现的文字是一样的。凭着他的语言天赋和正确的联想与猜测，他很快就解读了波斯的文字。这是三种文字中最早解读出来的，因为它一种半字母式的文字，只有不到五十个的字符。但其他两种文字的解读则困难得多，因为它们各含有上百个字符。然而这三种文字中反复出现的大量人名和地名给了罗林森很大的帮助。

罗林森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以后，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帮助，如爱尔兰牧师爱德华·辛克斯，摄影术著名的发明者之一福克斯·塔勒波特和巴黎的J·奥伯特教授。他们认为罗林森的解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许多细节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神秘的楔形文字曾令历代的学者困惑不已，现在居然被解读了，这在一般学术界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许多名人，包括著名的法国闪米特学者欧内斯特·雷南都认为罗林森和他的同行们无非是自欺欺人。于是塔勒波特建议由皇家亚洲学社把一份新发现的，未经解读的楔形文献副本分别寄给不同的楔形文字专家来进行独立的翻译。这一试验于年进行。当罗林森，塔勒波特，辛克斯和奥伯特含有各自译文的密封信件在英国最有名的学者们的面前展开时，人们发现这四份译文基本上是一样的，只存在细节上的差异，这是翻译中是司空见惯的。这一试验向所有的怀疑者证明楔形文字的解读已成事实。

此后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施拉德，德里茨和兰德斯堡，以及他们学校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方言的差异发现了。新的文字解读出来了。楔形文字的语法和字典编成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一套多卷的亚述语字典。这本巨著是由十多位学者几十年连续工作的结果。

古代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户利人，以拦人，波斯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较小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这样被复原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艰辛努力使我们获得了阅读和理解这些古代民族法律，宗教，历史和文学作品所需的一切工具，帮助我们复原他们的历史和宗教，并为研究圣经和驳斥对《旧约》记载的批评提供了宝贵的背景材料。

现在我们从语言学家转到考古学家的工作。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他们为楔形文字的学者提供了大量阅读，翻译和解释的素材。

尽管有游客偶尔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废墟里拾到一些刻有文字的石，砖或其他文物，但第一位发掘美索不达米亚遗迹之一的现代考古学家，当属法国考古学家保罗·比利·波塔。他在库引基开始发掘，并不知道这就是古代尼尼微的遗址。它位于现代的摩苏尔附近，跨越底格里斯河。波塔在这里并没有取得所期望的成果。于是他把工作转到了科尔萨巴德，结果发现了亚述国王撒珥根的宫殿。

三年后，奥斯丁·亨利·拉雅德加入了波塔的工作，发掘出宁录，即圣经的迦拉。拉雅德和波塔一样，也发现了许多石头的浮雕，大量人头的公牛，狮子等雕像，象牙和其他贵重物品。他还知道如何推广考古学。他用生动的笔法写出了《尼尼微及其遗迹》等著作，成了当时的畅销书，数次再版，被译为多种现代语言。当拉雅德的文物送到伦敦时，就成了亚述古董的主要藏品，使大英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之一。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派出了更多成功的考古对。拉雅德和他的继承者霍穆兹德·拉萨姆发掘了许多地方，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其中最轰动的有尼尼微的两个大图书馆，里面有一万多块编了号的泥板，构成了亚述巴尼帕国王和那波神庙的藏书。

有一块当时所发现的泥板在二十年后引起了轰动。年轻的亚述学家乔治·史密斯在年发现有一块泥板，记载着古代巴比伦人洪水的故事，于是大大提高了十九世纪人们对圣经考古学的兴趣。现把首先引起他注意并由他翻译的一段抄录于下，尽管译文已有些过时：

“到了第七日，我放出一只鸽子，它飞走了。鸽子出去寻找，但找不到歇脚的地方，于是它回来了。我放出去一只麻雀，它飞走了。麻雀出去寻找，但找不到歇脚的地方，于是它回来了。我放出去一只乌鸦，它飞走了。乌鸦出去，看见水上的死尸，它就吃了，它游水远去，不再回来。”

这一发现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在基督教界传开，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和兴奋。伦敦的大报纸《每日电讯报》马上提出要派遣史密斯再次进行考察，去寻找洪水泥板的剩余部分。史密斯幸运地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东西。很少有考古学家能享受他这份幸运。第一次考察以后，接着就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但乔治·史密斯在第三次前往美索不达米亚时遇难。这是年轻的亚述考古学的不幸。

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美国人于年进入了考古发掘的领域。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发掘尼普尔城。尼普尔曾是早期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文化和经济的一大中心。发掘者们幸运地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泥板。上面刻着古代苏美尔人的文字。苏美尔人先于闪族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是最早已知文字的真正发明者。他们还在波斯国王亚达薛西一世和大流士二世的一个大商行里发现了大批泥板。由于许多犹太人与这家商行有过交易，故其业务“档案”对于我们了解被掳回归后在巴比伦的犹太情况大有帮助。

此后德国人也在至年间发掘出古巴比伦城，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著名首都。在至年间，他们发掘出古代的亚述城。在这两处发掘中所形成的科学方法，成为以后所有发掘工作的模式，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的考古考察活动所遵循。

然而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民族文明和历史知识的最大增长，主要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进行的考古工作。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述在吾珥，以力，努斯和马里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发掘。尽管在其他地方也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发掘活动，如法国人在特洛，英国人在基士，美国人在科尔萨巴德和底亚拉，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发掘等。

迦勒底的吾珥是亚伯拉罕长大的城市（创11:31），成了至年间伦纳德·伍利爵士所率领的英美联合考察队的重点对象。他们清理和详细考察了吾珥著名的殿塔。这个殿塔依然是美索不达米亚地面上保存得最好的纪念性建筑。他们还发掘了庙宇，宫殿和吾珥居民的住宅。人们发现亚伯拉罕时代的吾珥有着令人吃惊的高度文明。其中的学校一定培育许多一流的学者。

吾珥最惊人的发现是早期王朝富丽堂皇的王室陵墓。里面的金银宝石几乎可以与埃及国王图坦卡蒙的陵墓媲美。与君王和王后同葬的有他们的仆人，卫士，歌手，战车，牲畜，家具和首饰。出土的文物还有最美丽的乐器，最精致的金属制品以及优质的镶嵌工艺。这些发现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早期人类非常落后，很久以后才具有艺术和审美能力的观点。

但必须指出，伍利用作洪水证据的所谓“洪水线”，不能被接受为《创世记》洪水的证据。这条洪水线只不过是古代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一场毁灭性洪水所留下的痕迹。伍利并没有在相邻的奥贝德中找到这条洪水线，证明这场洪水只是局部性的。奥贝德的地势比吾珥高，因此没有受毁灭吾珥的灾难所影响。那些以吾珥的发掘作为圣经洪水证据的人并不相信这场洪水的全球性，而只是将它解释为一个单单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事件。所以我们不要用伍利的发现作为洪水的证据。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掘的另一个遗址，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历史很有帮助。那就是吾鲁城，即圣经中的以力（创10:10）。在发掘工作开始之前，已有大量的泥板被当地居民非法地挖掘出来，流入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它们的出现使学术界认识对这个大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所可能带来的成果。

德国人在至年间发掘出了该城。他们成功地弄清了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建筑问题，也幸运地发现了大量文明初期的的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文献说明了这种文字发展的各个阶段。从纯象形文字到半象形半表意的文字，再到音节文字，用多个字符代表一个声音，而不是一个物体或观念。

这种文字虽然没有字母文字先进，但比起简单的象形文字来乃是一大改进。与早期的字母文字相比，它还有一个优点。因为早期的字母文字没有元音字母，而音节文字既能表示辅音又能表示元音。如一个由三个楔形符号构成的词可译为har-ra-nu，意思是“路”。我们可以从而得知该词古代的大致发音harranu。但在没有元音的古希伯来文中，“路”只是d-r-k。中世纪初期的犹太学者告诉我们该词传统读作derek。但我们无从得知这是否就是旧约时代的发音。

对于研究圣经和古代东方的学者来说，美国人-年在努斯城的考察是很重要的。努斯位于现在的石油城基尔库克附近。从这里发掘出许多文献。这些文献虽然是用原始巴比伦文写成的，但为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前先祖时期的状况提供了大量信息。除了-年在圣经的书珊城所发现的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之外，努斯为我们所提供先祖时期的资料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多。下一节中将引用一些努斯文献予以说明。努斯的文献还帮助历史学家复原了古代户利人的历史。户利人就是圣经中的何利人。他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因此得以重见光明。

最后提到的一个重要遗址是最近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马里城。该城曾是亚摩利人的著名都市。但它的位置已完全不为人知。考古学家花了很长时间寻找这个经常在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城市，均无所获。后来W·F·阿尔布莱特提出幼发拉底河中部的哈里里废墟可能就是该城的遗址。M·帕罗特所率领的法国考察队证明了他的推测是对的。结果发现了一座汉穆拉比时代（公元前十八世纪）的大宫殿，还出土了拥有数千块泥板的档案。这些文献是马里受亚摩利人控制的时期写成的。亚摩利人的书信和文件采用巴比伦文字和语言。好几卷马里的文献陆续出版了。这些文献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先祖时代近东历史的认识，使我们对公元前1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采用较晚的纪年年代。

美索不达米亚出土文物的数量十分庞大：如拉雅德和拉萨姆从尼尼微为大英博物馆带回了25,多块泥板；迪萨尔泽克的工人们于年在特洛发现了四万多块泥板；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察对在尼普尔发现了一万多块泥板；科学组织和零星的当地居民也发掘了成千上万块泥板。已经发现的文献多达数十万件，分布在近东，欧洲和美国的各博物馆中。据估计这只是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地下文献的百分之十左右。许多泥板都只是一些无甚意义的商业文书，帐单，发票，字条，契约和收据等。但也有许多泥板含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宗教或文学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复原古代民族的历史。下一节将从关系圣经研究者的角度探讨这些丰富的资源。

5、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与圣经

罗林森等人解读楔形文字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在欧洲高级考据学派似乎无人应战的时候有力地维护了圣经。他们发现了当时只在圣经里提到亚述国王撒珥根的名字（赛20:1）。由于古典作者都没有提到过他，一些高级考据学者就认为撒珥根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也有人认为他是撒曼以色的另一个名字。如今，这位自称征服过撒玛利亚并掳走其居民的撒珥根已被确认为亚述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

上面已经提到乔治·史密斯于年发现的巴比伦洪水的故事，及其对当时宗教界的影响。本节要阐述这个故事的一些细节，因为巴比伦洪水的故事要比其他民族的洪水传说更加接近于圣经的记载。

巴比伦洪水的故事是长篇史诗的一部分。这部史诗描写主人公吉尔伽美什追求永生。在寻找“长生草”的过程中，他探访了阴间，遇见了遭遇过洪水的巴比伦英雄犹他纳皮舒提姆，听他讲述洪水和他从洪水中得救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在众神之中获一席之地的经历。

犹他纳皮舒提姆本是幼发拉底河边书鲁帕克的国王。由于人类的罪孽，众神决定要毁灭所有的人。犹他纳皮舒提姆奉命拆掉房屋建造一只船，并得到了有关船尺寸的指示，叫他带各类动物一同上船。然而他奉命欺骗他的同胞，对他们说马尔杜克神咒诅了他，他再也不能住在马尔杜克的领土中了，必须坐船离开这里。这一点是巴比伦的故事与圣经记载的最大区别之一。巴比伦传说中的英雄没有象挪亚那样向同胞传道多年，而是被神明利用去欺骗洪水以前的人类，使他们更易成为灾难的受害者。

犹他纳皮舒提姆造好船并在其中安置好各种用品，动物和他的家人之后，就把航行的任务交给船长普苏尔·亚穆利。洪水很快就来临了。风暴和洪水甚为猛烈，连诸神都因他们带给世界的灾难而惊恐不已。诸神因洪水而害怕。他们升到阿奴的天庭。诸神象狗那样蜷缩在外墙上。”

暴风雨持续了六天六夜，毁灭了一切生物，使之“回归尘土”。犹他纳皮舒提姆看到这么大毁灭的场面时，就跪下哭泣。过了一天，一个小岛出现了。船停在尼西尔山顶上。犹他纳皮舒提姆等了一周。到第七日，他放出一只鸽子，鸽子没有歇脚的地方就回来了。他又放出一只麻雀。麻雀也回来了。他再放出第三只鸟——乌鸦。它再也没有回来了。犹他纳皮舒提姆既知道地面已经干了，就离开了船献祭。诸神闻到祭物的香气十分高兴。他们就赐给他永生并列入众神之中。

这个故事在整体上甚至在一些细节上与圣经中的记述（包括《创始记》和《新约》中的一些记载）惊人地相似。下面列出其共同之处：（1）洪水的主人公，即圣经的挪亚和巴比伦文故事中的犹他纳皮舒提姆，都得到了神关于洪水危险的警告。（2）洪水是神对罪恶的惩罚。（3）蒙拣选的主人公必须建造一只船，并放弃自己的财物以救他的命。（4）他们奉命把动物和家人带到船里。（5）他们得到了有关船只大小和建造方法的指示。（6）主人公都得到并服从了有关其同胞的信息，尽管信息的内容完全不同。（7）下令进船，并提到一个门。（8）一场可怕的风暴和大雨造成了洪水。（9）不在船里的人都被毁灭了。（10）洪水消退以后，船停到一座山上。（11）把鸟放出去了解地面是否已经干了。（12）下船后献祭。（13）祭物被神悦纳。

圣经和巴比伦故事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主要有以下两点：（1）圣经所记载的上帝是公义的，而巴比伦故事里的神则是彼此争吵的。（2）圣经的挪亚被称为“传义道的”。他警告人即将来临的洪水，使他们有得救的机会；而在巴比伦文的故事中，诸神欺骗了世人，以便毁灭他们。（3）上帝与挪亚立约是圣经故事的重要部分，巴比伦的故事中却没有提到。（4）还存许多细节方面的微小差异。如方舟的尺寸不同，放出去鸟类的次序不同，着陆的地名不同，时间不同，还有其他一些故事情节也不同。

但两个故事之间的相似处足以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关于这种明显的联系，学者们提出了三种主要的解释：（1）许多现代学者认为犹太人在被掳期间抄袭了巴比伦的故事，并按他们的思维方式进其改写。凡是相信《创世记》是摩西在以色列民被掳前一千年前受上帝启示所写的人完全不接受这种解释。（2）一些保守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巴比伦人抄袭了希伯来人的故事。然而，由于现存最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要比摩西的时代早好几个世纪，这种解释也不可能是正确的。（3）第三种观点认为两个故事最初出于同一来源。这无疑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关于一场全球性洪水而只有一家人得救的故事流传了许多世代。当巴比伦人用文字进行记录的时候，这个故事经过口头多次转述和受巴比伦异教多神论的影响已大为改观了。反之，圣经故事则是在圣灵默示下写成的，故表现出一位一神论作者纯洁高尚的情操。

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异同大都是因此而造成的。由于洪水后最早的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或其附近地区，故当地的居民对洪水比较了解，所保留的故事也要比其他较远民族更加准确。另一个因素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最早用文字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但我们把它与圣经的故事相比一下，就会发现它的格调要低得多。圣经故事的道德内涵在巴比伦的传说中是完全没有的。圣经为我们提供的是历史，而巴比伦人则把历史变成了传说。

-年冬天，一支法国考察队在圣经中的书珊城废墟上进行发掘。这是犹太女子以斯帖成为波斯帝国皇后的地方（斯2:5等）。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断为三截的八英尺长的黑色闪长岩石柱。上面有三十九段碑文，共记录了3,行法规。这些法规是公元前十八世纪先祖时代巴比伦帝国的一位伟大的亚摩利国王汉穆拉比所搜集，并发布在这个石柱上的。这部古老民法的发现引起了神学界的轰动。《摩西五经》的司法制度一直受人质疑，因为人们认为在摩西的时代不可能存在如此高水准的制度。但《汉穆拉比法典》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摩西的时代以前就已拥有类似的法典了。我们仔细对照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制度，就会发现这些法律最初源于那位神圣立律者。只是它们在异教拜偶像的人手中败坏了。

《汉穆拉比法典》还表明，圣经先祖的故事所反映的生活方式，在许多细节上与当时近东所存在的状况吻合。撒拉把她的使女给了亚伯拉罕，想通过使女得到上帝似乎不让她生育的后代（创16:1），这在今天看来好象不可理喻，但她的做法却符合当地的风俗，是完全合法的。法律规定了成为妾的使女以及她所生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见《汉穆拉比法典》第、、、条）。当夏甲因将要为主人生子就小看她的主母时（创16:4），受到了撒拉的惩罚，这也是是完全合法的，见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第条的规定。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特别重大的发现对于了解先祖时代大有帮助，并证实了圣经故事的可信性。这部法典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所提供的第一个伟大的见证，证明众先祖并不是神话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圣经所描写先祖的生活环境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实完全相符。

当高级考据家，亚述学家阿尔弗莱德·耶利米亚斯在研究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法规，将之与圣经先祖故事所反映的习俗进行比较，得出了以下惊人的结论：

“正如碑文所证实的，我们已经说明了先祖故事中的环境与当时古代东方文明的状况完全相符。……威尔豪森曾认为先祖的故事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的。但现在证明它们都是可能的。如果亚伯拉罕确实存在过，他只能生活在圣经所描绘的环境之中。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与此相符。威尔豪森可以想一下他自己所说过的话（《旧约头六卷的写作》第页）：‘如果（以色列的传说）是真实的话，只有傻瓜才会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古代东方背景下的旧约》，纽约，年，第2卷，第45页）。

在上面提到对努斯的发掘中，发现了更多这方面的证据。有一份文献说一个人为了得到三只羊解除眼下的困难而卖掉了将来的继承权。这马上会使人想起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卖掉长子名分的故事（创25:33）。其他的努斯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与雅各在哈兰的经历类似的记录，包括他与其岳父拉班的关系，还说明每一个女儿，象利亚和拉结一样，在出嫁时会得到父亲所送的一个婢女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创29:24,29）。努斯文献就这样为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奇异风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先祖的故事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不是根据含糊不清的传说或神话。

W·F·阿尔布莱特在提到这些对了解先祖时期大有帮助的大量考古文献资料时强调说：

“我们可以列举许多知名的学者。他们都认为《创世记》11至50章的内容是后人编造的，或至少是把列王时期所发生的事，推到了后来的作者所无可考证的远古。

“过去世代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切。这些资深学者中除了极少数顽固者之外，几乎没有一位圣经历史学家不对支持先祖传说历史真实性的资料迅速增加而赞叹不已”（《犹太人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中的“圣经时期”，路易·芬克勒斯坦编，纽约，年，第3页）

由美索不达米亚的发现提供了大量佐证的另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和犹大列王时代。在亚述碑文中提到的第一位以色列国王是亚哈。他是与先知以利亚同时代的。撒曼以色三世说亚哈在夸夸战役中率两千辆战车和一万名士兵与亚述国王交战，其兵力超过当时与他结盟的任何其他国王的军队。这位亚述国王后来还描述另一位以色列国王耶户向他纳贡。亚述碑文中提到的以色列国王还有约阿施，米拿现，比加和乌西雅。乌西雅在位期间，撒玛利亚被攻克，居民被掳走。这一事件也在一位亚述国王的编年史和碑文中留下详细的记录。

出现在亚述碑文中的犹大国王有约阿施，亚撒利雅，西底家和玛拿西。亚述国王西拿基立为我们留下了公元前年他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他夸口说把犹大国王（西底家）围困在他的京城里象笼中之鸟。但他却不敢说自己攻占了耶路撒冷或俘虏了国王。后来他再次入侵犹大时，军队遭受了惨痛的损失（在《旧约》中提到过三次：王下19:35；代下32:21；赛37:36）。西拿基立只吹嘘自己的战功，自然不会提他的军队在巴勒斯坦所的惨败了。

一些尼布甲尼撒帝国首都巴比伦的不显眼的收据证实了年轻的约雅斤王被掳到巴比伦的事。这些泥板上的收据只是说该国王和他的儿子们收到了王宫库房所配给的油。还有其他许多文献记载了犹太人被掳时期和回归后所发生的事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博物馆内的一块泥板经检验发现提到了苏萨城（即圣经的书珊）薛西斯宫廷中的一位高官末底改。这表明《以斯帖记》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甚至枯燥的私人商务文书也为圣经的故事提供了佐证。从尼普尔出土了“穆拉舒之子”大商行的一批会计记录，表明该商行与犹太人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他们中有许多是波斯王治下有地位和财富的人。这证明了圣经记录的正确性。圣经记载许多犹太人在被掳回归后变得富有并拥有地位。

上述佐证圣经的发现只是那些再现圣经画面的大量美索不达米亚出土文物中的一小部分。圣经中所提到的每一位亚述，巴比伦或波斯统治者几乎出现在当时代的文献之中，使我们得以充分了解他们的历史。我们拥有撒曼以色，提革拉毗尼色，尼布甲尼撒，久已失传的伯沙撒，居鲁士，大流士大帝，薛西斯和其他许多帝王的碑文。甚至圣经里所提到的一些官员的名字，如尼布撒拉旦（王下25:8）和尼甲沙利薛（耶39:3）也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有出现。

6、古代巴勒斯坦历史的复原

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对巴勒斯坦进行考察。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发掘巴勒斯坦的废墟。为什么考古学家们在出土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后等待了近百年才开始对巴勒斯坦进行考察呢？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发掘先祖与先知们所生活过的土地，就是大卫，所罗门和基督的故乡呢？难道巴勒斯坦不应被视为圣经考古学家最肥沃的土壤吗？难道不会在这里找到佐证圣经故事，确立上帝圣言的宝贵材料吗？

早期考古学家迟迟不愿在巴勒斯坦进行发掘，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巴勒斯坦一直未能成为任何强大富裕之帝国的中心。除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废墟之外，这里没有任何纪念性的建筑，也没有象底比斯，孟斐斯，尼尼微，巴比伦，苏萨，雅典或罗马那样的都市。除了所罗门统治下的短暂时期之外，这里一直都很穷，又被不同的民族所分割。她比其他同等规模的国家经历了更多的战争和城市的毁灭。其潮湿的气候使易腐的材料不可能经受得住数千年的自然侵蚀。

造成巴勒斯坦考古资料匮缺的另一原因是犹太的宗教。在周围的国家里，君主们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纪念碑来彰扬自己的名声。这类纪念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是找不到的。他们的法律禁止制作偶像和竖立纪念碑（出20:4；利26:1；申7:5；16:22）。他们还奉命要捣毁任何地方所发现的此类东西。尽管许多悖逆的以色列国王有可能建造此类纪念碑荣耀自己，但同样也有可能如约西亚和西底家这样的国王或官员尼希米摧毁了他们的前任所立的一切纪念碑。至少这造成了至今发现的唯一刻着古希伯来文的纪念性石碑，是由外邦君王所立的摩押王米沙石碑。

基于上述原因，发掘者们似乎不大可能在巴勒斯坦有重大的发现。这里进行的发掘工作更证实了考古学家的这些忧虑。巴勒斯坦没有发掘出象图坦卡蒙或吾珥王坟墓里的那种文物，也没有找到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所大量出土的碑文。尽管如此，巴勒斯坦仍为我们带来了惊喜，那就是在犹大旷野的山洞里发现的两千多年前的圣经和其他文献，以及刻有文字的铜牌。如果这些惊人的发现只是巴勒斯坦土地和洞穴所保留文物的典型代表的话，我们还可以指望有重大的发现。

多世纪以来，基督徒的兴趣一直集中在基督教传统的圣地，把他们的情感表达在伯利恒圣诞教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基督教堂里。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往返于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或基督教朝圣者均没有对这些古代的遗址产生科学方面的兴趣。直到年，才有一位到巴勒斯坦旅游的美国教授爱德华·罗宾逊开始对这里进行科学的探索，确认了大量新旧约圣经中的地名，为后来在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的赞助下，由康德尔和基钦内尔主持的大规模地形测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正式发掘之前，已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年，德国传教士克莱恩在摩押发现了著名的米沙石碑。但是在学者们拿到这块石碑之前，多疑的阿拉伯人用火烧，再用冷水浇在这块石碑上，把它弄碎。幸亏此前人们曾临摹了一份不完整的副本。后来法国学者克勒蒙特·甘尼奥抢救出许多碎片，修复了这块玄武岩石碑，现陈列在巴黎的罗浮宫内。碑文以34行以色列人被掳前的希伯来文记录了摩押王米沙的一次胜利。这是迄今已知同类碑文中最长的。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年。几位阿拉伯小孩在一个1,英尺长的隧道岩壁上偶尔发现的一段希伯来碑文。这个隧道是公元前八世纪西底家的臣民为把西罗亚池的水引到城中而开凿成。碑文描写了修建隧道的过程，是由隧道的开凿者刻在岩壁上的。后来这段碑文被凿了下来，现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里。

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在开始科学发掘之时，自然选择从三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开始。但人们很快认识到，在耶路撒冷发掘考古文物是没有什么收获的。该城在过去曾多次经历摧毁和重建，在其废墟中几乎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每当发现古代建筑的遗迹，总是受到后来建筑的干扰，以致考古学家无法据此作出正确的解释。尽管在耶路撒冷没有发现什么可以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但考古学家通过对每一微小证据的耐心收集，终于解开了有关此城历史的许多疑点，并基本上确定了古城墙的位置。

年，弗林德斯·彼特利在犹大西南部的赫西废丘进行发掘。他以为这里就是古代的拉吉。虽然尚未确切认定，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是古代伊矶伦的遗址。正如其他许多巴勒斯坦遗址一样，这里的发掘令人失望。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工作，彼特利回到了埃及。他在那里的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如此，他在赫西废丘的工作仍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发明了一种能使考古学家在没有碑文的情况下确定古代废墟年代的方法。每一个遗址上都有大量的碎陶片，古今所有的东方人都对此予以充分利用。陶器易碎，碎片通常被扔掉。这些不易毁损的碎片对于专业的考古学家是很有启发的。因为陶器的外形，质地，工艺和设计是随着年代而变化的。彼特利发现不同地层中的陶器碎片的不一样的。通过对每一碎片的仔细记录和比较，他开创了陶器年代学。自从彼特利于年采用这一聪明的做法以来，这种方法已有了很大的改进，成为考古学家手中测定古代遗迹年代的可靠工具。

我们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巴勒斯坦考古所采用的一些术语，如“废丘（Tell）”和“地层（Level）”。废丘是在近东地表上极易识别的人为土堆。其中有古代城市的废墟，上面堆积着多世纪的沙土和垃圾。古人通常将他们的城市建造在自然地势较高的地方。而层层废墟和累积起来垃圾增加了它的高度。每当一座废弃的房屋需要重建时，就把它推倒。太阳晒干的墙砖只须捣碎拉平。然后就在旧地基的上建造新的房屋。当一座城市被战火摧毁后，她的重建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先把废墟拉平，以致整个地基要比周围高出好几英尺。然后在拉平的原城废墟上建造新城。每次重建都会增加城的高度。有些城市因经历多次的毁灭和重建而建得很高。

发掘者可以通过他所发现的不同地层，来判断该城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地层的各个层面都是不一样的。一座废丘就象一个由好几层相叠的蛋糕。上面一层是最新的，底下一层是最早的。考古学家会首先发现最新的一层。这可能是一个阿拉伯村庄的废墟。把它铲除以后，他可能会发现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城市的遗迹，再往下是更早的罗马帝国的遗迹等。考古学家只有小心去除他们不感兴趣的层面，才会达到《旧约》时代的层面。但出于科学的考虑，考古学家必须对这些层面进行研究和记录。如在米吉多就发现了二十个不同的层面，可一直追溯到巴勒斯坦初期的历史。伯珊古城的废丘有十八层，共71.5英尺厚。

因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巴勒斯坦进行的考古活动全部加以讨论，故只能选一些最重要的。这是巴勒斯坦考古的探索时期。学者们在由于巴勒斯坦考古还处在幼年阶段，这些挖掘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后来都需进行修改。但在好几个地方也有重要的发现。如在基色的废墟里。着是所罗门的埃及岳父作为女儿的嫁妆送给他的。还有在他纳发现了迦南地方统治者的档案，包括大量楔形文字的泥板。米吉多的挖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特别是在撒玛利亚，由莱斯纳和费希尔进行了井井有条的认真发掘。他们作为埃及考古学家为这项工程带来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工作的成果是发现了六十多块刻有文字的陶器碎片。由于埃及的蒲纸十分昂贵，随处可寻的陶器碎片就用作书写材料，记录便条，备忘录和收据等。这六十多块陶器碎片来自政府的档案，是以色列列王时期油和酒税收的记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似乎为更大规模的发掘提供了的机会。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考古学学校显得非常活跃。还有许多其他的机构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其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在巴勒斯坦开展了一系列重要而成功的开采，发掘出约旦河谷上游著名的伯珊废丘。伯珊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埃及的一个要塞。其中发现了大量的埃及纪念碑，以及埃及和迦南神庙的废墟。

米吉多是以斯德伦平原上的迦南要塞。它是由芝加哥大学发掘出来的。除了其他的文物，还发现了埃及法老示撒在城里所立的一座胜利纪念碑的碎片。这是犹太国王罗波安王第五年法老胜利进军巴勒斯坦以后竖立起来的（王上14:25,26）。其他重要的发现包括当地驻军将军和地方总督的住宅，大型的马房，原来被认为是所罗门时代所建，但现已把年代推到以后，可能是亚哈王的时代。米吉多原是精心规划的王室战车驻地，可容纳五百匹马。这使我们想起王上9:15-19提到米吉多是所罗门所造的城邑之一。其中有些是为他的骑兵和战车而造的。在较深的迦南地层中，发掘者们发现了一大批精雕细琢的象牙饰板和一位迦南王子的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与埃及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财宝无法相比。

阿尔布莱特和凯利花了一年时间在贝特米西姆废丘进行了一场重要的发掘工作。贝特米西姆废丘可能就是古代的基列西弗。在这里并没有挖出许多可供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但由于地层保存完好，发掘工作又是在最优秀的巴勒斯坦考古学家指导下完成的，这个遗址就成了巴勒斯坦考古发掘的典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发掘了其他许多遗址。下面只介绍一部分，连同其上最重要的发现。伯夙的遗址为我们提供了证据，证明了希腊银币在被掳回归后的初期就已使用，驳倒了高级考据家的观点。他们因《以斯拉记》记载这种银钱在大流士一世以前就已使用（见拉2:69），就断定该书属于较晚的作品。在伯示麦出土了初期的字母文字，证实了这种文字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就已广泛使用。扫罗王在基比亚的小城堡发掘出来了。还发掘出士师时期存放会幕的示罗城。其他使我们更加了解迦南人和以色列人历史的遗址还有伯特利，泰勒遗址（有人认为是艾城，但可能是错的），纳斯贝废丘（有可能是米斯巴）和示剑。在巴勒斯坦西南部也有重要的文物发现，帮助我们了解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的文化。对于圣经学者具有特殊意义的遗址之一就是耶利哥。多年以来人们对该城一直保持极高的兴趣。约翰·加斯坦于年重新发掘了塞连和沃津格于-年间曾发掘过的遗址，在他所认定约书亚时期的层面上发现了一个被烧毁的城市。在其坍塌的城墙上曾建有房屋（参书2:15）。这是当时独有的特征。他认为这些城墙的倒塌约在公元前年。凯思琳·M·肯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率考察队的发现把城墙倒塌的年代往前推移了好几百年。这次考察发现了一座较晚时期房屋的部分墙壁和地板，还有一个炉灶和一个小水壶。这似乎是“一个迦南妇人的厨房。她可能是听到约书亚士兵的号声，就把水壶丢在炉灶旁逃跑了”（凯思琳·M·肯扬《耶利哥的发掘》第页）。

那时的整个耶利哥，甚至包括部分更早时期的地层，显然都已遭到侵蚀。这是不奇怪的。坍塌的泥砖没有因后人在其上建造而受到保护。由于耶利哥在约书亚时代以后的好几个世纪都没有人居住（书6:21），故它们会被强烈的冬雨完全冲走。但是一所房屋和城外坟墓中发现的陶器表明耶利哥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是有人居住的。

年至年间，尼尔森·格鲁埃克在亚喀巴湾的基利费废丘发掘了以旬迦别城或其郊区。这是圣经中以色列民旷野漂流时所经过的地方之一（申2:8），以及所罗门时代前往俄斐的主要港口（王上9:26-28）。格鲁埃克曾在以东发现所罗门的大铜矿。他惊叹地发现以旬迦别的废墟原来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有一座坚固的建筑，四周是大围墙。这座建筑物起初被认为是一个冶炼厂，现在被认定为仓库或谷仓。他施的船队（见创10:4注释）显然是从这里启航的。通过对商业中心废墟的发掘，我们对所罗门的著名财富（王上7：46，47；10：21，27）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还有一次重要的发掘是由英美联合考古队在撒玛利亚进行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高兴地发现了大量来自亚哈王象牙王宫（王上22:39）的雕刻精美的象牙饰板碎片。它们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欣赏以色列在所罗门圣殿建造以后不久的艺术成就。这样，我们对美丽的所罗门圣殿和宫殿的装饰就有所了解了。

拉吉是巴勒斯坦南部的一座坚固城，被视为考古学家的宝藏。阿尔布莱特认为杜威尔废丘就是这座长久湮没的城市遗址。从年开始的发掘工作完全证实了他的看法。拉吉的废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最早希伯来字母文字的样品，还提供了二十一封著名的耶利米时代的拉吉书信。这是一位军官写给拉吉的司令官的公函。其中有些是在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犹大亡国前的最后几天写成的。这些信件使我们对那些悲惨的日子稍有了解，并印证了《耶利米书》的许多内容。

最后还得简要地提一下在犹大干燥荒野的山洞里所保存的一些《旧约》经卷的羊皮卷，以及基督纪元前后的其他文献。这些文献在年首次轰动性地被发现以后，我们突然拥有了比过去已知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文本早一千多年的圣经文本。详见本卷《旧约的文字，文稿和旧约正典的历史》。

年以来，对于圣经城邑的发掘工作取得了迅猛的进展。在夏琐，示剑，基遍，亚实突，别是巴，亚拉得和该撒利亚等地所进行的大量考古活动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耶路撒冷大规模的发掘活动揭示了大卫所攻占的耶布斯城的部分城墙，以及希伯来列王时期西部的残墙。这些发现使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旧约》城邑的大小。我们还发现了基督时代的主要建筑物。这些建筑于公元70年被攻占该城的提多将军所摧毁。还得提一下在约旦河东和死海地区的几处以东人遗址的所进行的发掘活动，以及可能处于罗得居住过的平原诸城遗址的巴布埃德德拉（创19:29）。在亚摩利人西宏王的首都希实本所进行的几次发掘，发现了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遗迹，可能还包括《雅歌》所提到的希实本的一个水池（歌7:4）。

7、巴勒斯坦的考古与圣经

研究圣经的人从巴勒斯坦的考古成果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迦南的废墟和希伯来的城邑村庄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城墙，宫殿、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等。这些遗迹使我们看到在巴勒斯坦盛衰无常的历史不同阶段中的建筑水准。我们可以研究当时的防御体系，家庭和城镇的卫生状况，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如何安葬的。在巴勒斯坦所发现成千上万件文物，包括武器，工具，用陶土，金属或石头制成的器皿，家具和首饰等，都向我们显示了古代希伯来人，非利士人和迦南人的日常生活，使我们对圣经的时代更加了解。

巴勒斯坦所的考古发现还表明书写艺术不仅在于以色列历史的后期，而且早在先祖和士师时代就已普及。在较早的年代中，文献通常保存在楔形文字泥板上，如数百块亚玛拿书信所显示的。这些书信大都是公元前十四世纪写于巴勒斯坦的，后寄往埃及，保存在埃及的王室档案中。在巴勒斯坦的基色，赫西废丘，他纳，示剑和撒玛利亚等地所发现的许多泥板均与亚玛拿书信同类，证明书写知识在当时就已普及，而且所发现的文献有许多是用早期的字母文字写成的，类似于在西奈铜矿所发明的文字。这说明巴勒斯坦的居民当时就已开始使用这种简单的字母文字。这种文字要比复杂的楔形文字方便得多。他们还不断地改进这种文字，直至能随意用于各种体裁的文献。这种半象形的字母文字是在拉吉，赫西废丘，伯示麦，示麦，米吉多，基色和阿诸废丘等地发现的，驳斥了高级考据家以前的看法。他们主张用希伯来字母文字写成的圣经不可能是在王国分裂或以色列被掳之前写成的，因为他们认为早期的希伯来人根本没有字母文字。但现在再也没有任何资深学者坚持这一点了。

巴勒斯坦的废墟还出土了大量表达古代迦南人宗教活动的文物。许多地方发掘出庙宇，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米吉多，伯珊和拉吉。在基色发现了一个精致的丘坛，下面有一个神龛。以色列奉命捣毁的成排宗教石柱，祭坛以及迦南人崇拜场所的用品，这一些都很能说明问题。还发现了私人的祭坛，礼拜用的香炉，残留的祭物和蛇崇拜，献童祭等可憎仪式的证据。

上述在撒玛利亚的王室仓库所发现的无数刻有文字的陶器碎片，也为圣经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在枯燥的税收记录中所提到的许多人名暗示了巴力崇拜与以色列真宗教的混合。下面这些熟悉的名字均与巴力有关：亚比巴力、巴力他玛、巴拉扎克、巴力免、米力巴力和巴拉等；而含有耶和华圣名缩写的名字有：耶大雅、耶何耶大和示玛利雅等。

这些人名说明了亚哈时代的宗教状况。当时以利亚竭力反对巴力崇拜。这些名字也证实了上帝对以利亚所说的话。即当以利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敬拜真神时，还有许多人从未向巴力屈膝（王上19:18）。这些撒玛利亚的陶器碎片还向我们说明，当时既有许多父母用耶和华的圣名给孩子命名，也有许多父母用巴力的名字给孩子命名。

另一方面，在拉吉发现的二十一封书信写于犹大王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之后。其中提到许多生活在犹大亡国前的几个月中的人名。和撒玛利亚的税收记录一样，这些书信也反映了起名时的宗教状况。因为多数希伯来的人名表达了起名者的宗教感情。这些书信中的人名大都与耶和华的圣名有关，如“耶利米”后半部分，反映了约西亚改革的影响。偶像的崇拜禁止了。所有异教的神都从国中清除出去。在拉吉书信中，没有一个名字与巴力或其他外邦神有关，只出现有犹大真神的圣名，如以罗欣（Elohim）和耶和华。

圣地巴勒斯坦就是如此藉着这些考古文物，为确认圣经的可靠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古时巴勒斯坦是《旧约》大多数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些证据堵住了不信者，批评者和怀疑者的口。

8、古代叙利亚历史的复原

由于古代叙利亚的地理含义与现代不同，我们有必要界定一下本文中叙利亚的范围。它是指从巴勒斯坦北部边境到幼发拉底河大转弯处的那个国家。它西靠地中海，东邻阿拉伯沙漠，包括黎巴嫩以及黎巴嫩山脉和前黎巴嫩山脉两大山脉。美丽的黑门山属于前黎巴嫩山脉。叙利亚的两条主要河流包括俄隆提斯河与利他尼河。它们在两大山脉之间流向相反，通往大海，一条在叙利亚的北边入海，另一条在南面入海。古时这个国家的大城市集中在狭长的沿海地带和内陆的两大河流流域。沿海的城市主要是港口，如西顿，推罗，比布罗斯和乌加利等。内陆城市主要有加低斯，哈马，利比拉和夸特那等。一些最著名的叙利亚城市如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巴尔米拉等则坐落在沙漠绿洲中。

在叙利亚所进行的考古活动要比在其他近东国家少得多。但其发掘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实际上要大大超过巴勒斯坦。除了十九世纪进行过几次小规模的考察活动之外，大部分发掘活动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行的。本文只提及其中最重要的几次。

比布罗斯的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是在蒙泰特（年至年）和杜南德（-年）的领导下进行的。比布罗斯是古代从黎巴嫩出口贵重的香柏木的主要城市。由于希腊人是通过比布罗斯的腓尼基商人购买古代主要的书写材料纸莎草纸的，他们就按该城的名称给这些纸卷命名。现在的“圣经（Bible）”一词，就是从此而来的。

在比布罗斯发现了许多藏品丰富的王室陵墓，加上发掘时所出土的其他文物，使我们更加了解腓尼基人的艺术和工艺。比布罗斯的这些发现帮助我们领会所罗门圣殿的辉煌与雄伟，因圣殿内部装潢的主要工匠是一个具有一半希伯来血统腓尼基人（见王上7:13,14）。

此外在比布罗斯还发现了许多腓尼基碑文。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时，这些碑文是用所谓的腓尼基文文写的。但这种文字实际上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前的希伯来文。这些发现使我们得以追溯希伯来文字连续发展的过程，从西奈所发现的最早的字母文字，到巴勒斯坦发现的文字，再到后来腓尼基和希伯来碑文，直到以色列民被掳的时期。

潜水员们勘察了圣经中经常提到的古推罗港口设施。在俄隆提斯河边的夸特那，发现了希克索斯人的堡垒。在一座小神庙里，发现了一些文献。这些文献帮助我们解决了希伯来圣经中的一些语言学难题。在特里波利，贝鲁特和西顿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

但最引起轰动的成果是克劳德·F·A·沙菲尔从年开始对沙姆拉角，即古代的乌加利进行发掘时取得的。这座迦南北部的港口城市毁于公元前十三世纪，此后再也没有重建，因此其废墟中保留了大量的重要文物，被证明是一个几乎取之不竭的信息宝库。不论在沙姆拉角废丘的什么地方进行挖掘，都会有重要的发现。那里出土了巴力和大衮的神庙，当地国王的宫殿和埃及官长的碑文，还发现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所写的文献，包括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赫梯的君主所收发的信函。

最重要的发现是用当时不为人知的楔形文字写成的大量泥板文献。当查理·威罗雷奥德在年发现并发表了这些文献中的第一批时，德国的保尔教授和法国的德霍尔美教授神速地解读了这种文字。后来又发现更多这种文字的文献，其中有两份还是在巴勒斯坦发现的。现代的学者可以凭借各种语言学工具来研究这种乌加利语，如语法，词典，索引，正式发表的文献和译文等。

这些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的迦南方言写的，与古希伯来文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文献大都是神话性质的，涉及迦南的神明和宗教，故很有启发意义。它们解答了研究圣经的人关于古代迦南人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圣经中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们从中了解到迦南人对于巴力，亚拿，伊勒，大衮和其他许多神明的信仰，以及这些神耸人听闻的淫乱和残忍，从而显示了以色列民淳朴高尚的宗教与迦南人腐败堕落的宗教之间的鸿沟。沙姆拉角出土文献，以及有关他们蛇崇拜，献人祭和淫乱仪式的其他证据，充分表明了迦南人的异教信仰。我们可以从而看出迦南人的宗教和道德已经堕落到何等深的地步，以及上帝为什么要下令毁灭这些民族，以防止以色列人宗教和道德的腐化。上帝计划要藉着以色列人把最纯正的宗教观念传播到世界去。

9、古代安纳托利亚历史的复原

在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并没有出土大量有助于解读圣经的文物。但本文还是要简要地提及这里所开展的考古工作。

除了圣经的记载以外，曾有一段时期人们对赫梯人一无所知。一些批评家甚至理直气壮地宣称赫梯人根本就不曾存在，圣经中所提到的“赫人的诸王”纯属传说。

但从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A·H·塞泽和W·莱特指出，在叙利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所发现奇怪的象形文字碑问就是久被遗忘的赫梯人的纪念碑。许多学者试图解读这些不断被挖掘出来的碑文。据我们现在所知，这些碑文是在公元前0年至年间由赫梯人所写的。但他们似乎一直不想公开他们长期保守的秘密。直到年波塞尔特在基利家的卡拉特皮遗址上终于发现了双语的碑文，是用腓尼基语和象形的赫梯语写成的。从那时以后，这种神秘文字的解读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们都热密切期待着能完全解读赫梯象形文字，就像解读其他古代民族的语言一样，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世界。

年至年，雨果·温克勒发掘了赫梯人的首都哈图萨斯，即现在的博阿兹柯伊。他幸运地发现了用楔形赫梯语书写的王室档案。这是赫梯人在象形文字之外所使用的一种文字。捷克学者赫鲁兹尼很快于年解读了楔形赫梯语。此后许多学者翻译了在博阿兹柯伊发现的文献。这些文献使我们认识到赫梯人曾是强大的民族。《大英百科全书》年版仅用了八行文字描述赫梯人，而年版则用了十页多的文字叙述赫梯人的历史，文化和宗教。

叙利亚部赫梯王国与所罗门有过贸易往来的若干城市（王上10:29）也发掘出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分别由德国人（-年）和英国人（-14年及年）所发掘的森结利和迦基米施。亚兰文与赫梯语的碑文和许多雕像等的发现，使我们能复原这些国家的历史，并更好地理解圣经的有关记载。

10、古代波斯历史的复原

圣经的读者对古代波斯的兴趣，因为它与被掳回归后的犹太历史有紧密的联系。当时波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曾帮助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复国。

古代以拦人的首都苏萨在圣经中被称为书珊。王后以斯帖在书珊王宫的影响曾拯救她的同胞摆脱了灭顶之灾。迪犹拉弗斯于年开始发掘苏萨。以后在其他许多考古学家的指导下断断续续地进行发掘，直至今日。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就是在苏萨的王宫里发现的（本文第五部分以及《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补充注释）。发掘苏萨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证明其王宫的布局与《以斯帖记》的描写完全一致。著名学者们无不认同只有对王宫布局和礼仪十分熟悉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书来。

从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欧内斯特·赫兹菲尔德和后来埃里克·史密斯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院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古都波斯波利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描绘大流士大帝，薛西斯和亚达薛西时期和平与战争画面的浮雕。这些名字都是圣经的读者所熟悉的。数以千计用以拦语楔形文字写在泥板上的公文，使我们得以了解波斯帝国高效的机构。所罗巴伯，末底改，以斯拉和尼希米等都是在这个帝国服务的。

古代波斯的其他地方也有重大的发现，但还不足以填补这一重要国家历史上的许多空白。要使这个国家的历史能与其他许多古代民族一样为人所充分了解，还得做大量的工作。

11、古代阿拉伯历史的复原

阿拉伯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但由于穆斯林狂热的排外情绪，这里对于考察者来说还基本上是封闭的国土。由于阿拉伯民族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考察其古迹的重要性不亚于对其他周边国家的考察。

2年派往阿拉伯的第一支考察队以失败告终。但其唯一的幸存者卡斯登·尼布尔带回了许多穆罕默德时期以前的碑文临摹。这些碑文当时被称为希米亚语，由格西尼斯和莱格尔于年成功解读。自那时起，人们对古阿拉伯人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大大增加。约瑟·哈雷又带回了六百多件碑文，而爱德华·格拉色于至年间又成功地带回了一千多件。伊斯兰时期以前阿拉伯碑文的数量不断增加，现已达到了五千多件。尽管现有的文献均为公元前八世纪以后的，但它们对于研究《旧约》希伯来经文的人来说却十分重要的。因为文献中含有许多圣经词汇，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圣经所表达的宗教观念。

年，第一次在阿拉伯的土地上进行挖掘，所获甚微。年，在温德尔·菲利普斯的指导下，由W·F·阿尔布莱特作为考古专家，在阿拉伯南部的夸特班遗址展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年，温德尔·菲利普斯率领一批能干的学者开始在也门的马里卜进行发掘。学者们普遍认为这里就是曾访问过所罗门王的示巴女王的首都。马里卜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地。年以前，到过这里西方人比到麦加的还少。学术界知道马里卜有不少古建筑的遗迹，一直希望对这里进行科学考察。因此当发掘示巴女王首都的要求得到批准以后，学术界大为振奋，期待着重大的考古发现。但当地官员的敌意使学者们只好于年2月遗憾地匆匆离开。然而这次短暂的考察活动依然有所收获。他们临摹了许多碑文，并使我们得以描绘和复原古代的月神庙。此次发掘的初步报告引起了古代历史学者的兴趣。人们期盼这项中断的工作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