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

\07\19总第二十八期

梦霞诗社诗辑

历万劫，千番只自然

郑霞

我的葡萄情结

看不见的城市

刘树林

1

从下坊老街向南走二百米，就是公交车站，车站位于丁字路口，三面稻田一面池塘。深秋稻子正黄，在飘飘雨丝中，稻子滴沥着亮晶晶的水珠。离车站不远处，有我家稻田，田塍上，一长行叶子渐稀的辣椒，火红成一条飘动的巾带。父亲平生不擅长种菜，他做事不够耐心，更种不出好辣椒，唯独这一年种的这行辣椒，大又红艳，我每天去摘一次，装进竹篮提回家，母亲拿起针线，把红辣椒一个个串起，悬挂在厨房的梁上，像一条条挂在学生脖子上的红领巾。

从母亲挂上第一串红辣椒的那刻起，我忽然爱上了田园，田园原来可以红得这般轻盈而娇美。

然而，我现在就要坐上客车，到一个叫德兴的地方。带我去的老茬，三十来岁，宽肩，方脸，眼睛大而明亮，有很重的肺病，每说一句话，得停顿一下，待肺部吸足了氧气，才说出下一句。老茬托我母亲为他做媒，母亲一向口啤好，媒做成了。老茬愿意带我出门去。

母亲赊来十斤黄烟丝，订购一把盘秤，加上我的几件换洗的衣服，全部塞进一个不知向谁借来的破旅行包里。

我好歹读完初中，母亲希望我学做生意。

我上了车。父亲仰起头，看着车窗里的我，父亲对母亲说：“就让儿子这么出门吗。”

我好像要上战场去，让五十七岁的父亲那么不放心。

母亲眨了眨眼，脸上的皱纹如纸扇一样舒张开，又慢慢合拢上。

车过上饶后，渐渐上了盘山公路，弯来绕去，往峡谷一边倾侧，我时刻觉得车要翻下谷底，即使没有摔死，也爬不上来，却又发现自己还稳稳地坐在车上。满山的树，我此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树，在濛濛秋雨中，忧郁地坚持着它最后的败绿。

老茬除了卖烟丝，还带了一壶蜂蜜，十斤装，浓稠如米汤，透出浅黄色，漫溢油菜花的香味。我问老茬，你养了很多蜜蜂吗？老茬说，养了一桶。我说，一桶蜜蜂，能采这么多的蜜，应当很赚钱。老茬笑了，说他常不在家，蜜蜂跑了很多，每次只能采一点点蜜。这一壶蜂蜜，是掺了很多白糖的。

我好奇。生意原来可以掺假。

老茬又说：“很香甜，蜂蜜味是有的，你喝口尝尝。”

“怎么喝？”

“就对着壶嘴喝。”

“不合适的。”

“没关系。”

我扭开壶口盖子，把壶上提，仰脖，嘴套上去喝了一口，一注粘糊甜润的补脑汁般的液体，在我的口腔、喉咙、胃里一下子漫延开，连呼吸也香甜。

“是不是挺好喝？”

“当真好吃。”

他张开大嘴，嗬的一声大笑出来。

到德兴车站，黄昏了，雨没有停，在四周山林的簇拥下，眼前幢幢房屋暗沉沉的，就像十七岁的我的心情，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做什么，这个苍凉的世界对我是个未知。

老茬带我走进一家饭店，叫了两个菜：辣椒炒肉和白菜，一块多钱，饭用中等大的蓝边碗盛，老板站立在一只大饭甑旁边，亲自为顾客盛的饭，松松浮浮，把每粒米饭看作一粒白银。每当饭甑盖打开，蒸雾上腾，喷礴的饭香裹卷进人的胃里，比吃蜂蜜更提神。我吃了两碗饭，见老茬还在扒一口饭挟一点菜地吃着，没有盛第三碗饭的意思，我如果再去买一碗来，就会有意无意地让他多出五分钱――我俩吃住平摊。我不想这么做，但又禁不住饭香的诱惑，便走到老板跟前，向他讨饭吃。

“老板，给我加一点饭。”

“不好这么加的。”

“还有些菜没吃完。”

老板略一迟疑，便送给我半瓢饭。

我还是感到没吃饱。

出了饭店，天色全暗。老茬带我走进一条小巷，踅入一幢旧房子，屋里有回廊和天井，天井北面的小房间，就是我俩的卧室。

在八十年代初，老茬就建立起他生意的根据地。

老茬是孤儿，他自己的家的房子，是村里最小的，位置最高，小山包顶上，所以尽量建得矮小，屋顶差不多与人等高，屋里只摆一床一桌一锅灶。这样的房子像个野猪棚，要压低得人喘不过气来。他出来做生意，是走上一条使他更好喘气的活路。

烟丝买来时，每斤一包，两张大报纸包装成。老茬教我把烟丝一缕缕拿出来，抖松，放在另一张报纸上，把抖碎了的烟丝夹在中间，这样一斤烟丝分成三包，走到街上，双手托着一包，等烟民来买。

这样卖了两天，我还没卖完一斤烟丝。老茬看出我实在做不了这生意，就把没卖掉的烟丝都留在住处，他亲带我坐车回家。

过了正好二十年后，我第二次来德兴，一位学生家长，他很热情，多次邀请。不过到的不是县城，而是铜矿。铜矿在山上，矿工住房在山坳里，不很高的楼房一幢幢，有广场，广场周边开了各种商店，其中的一间书店，是学生家长的姑父开的，我在这姑父家里吃过一餐饭，他五十多年纪，人略胖矮，头发弯曲柔软，宽嘴薄唇，眼睛贼亮。开书店是有波折的，他开失败时，差点要上吊，而他又不甘心就这么完蛋，遂增加了经营项目：儿童玩具和学生体育用品，终使书店起死回生。

那一餐饭我酒喝得多，醉得摇头摆脚，但我到了书店就要看书，看了不足，买了本康拉德的《生命承受不起的轻》，他不收钱，我定要付。到你家吃饭我是嘉宾，买你书店的书我是顾客。在这个世界上，我最钦佩生命形态的两种坚持：开书店的坚持和阅读的坚持，有书店的地方，必出读书种子，读书种子决离不开书店，其实所谓的世界文化精英，就是由这两种人组成的。不读书的人，即使他是文化部长或大学教授，也仅文盲而已。

我顺便去了一趟选矿车间，大矿石被一次次粉碎后，通过相应的电动带输送，最后细分出金、银、铜、铁。别的我不感兴趣，也就没去看。

学生家长的房子，八十年代自建的，显得狭小、陈旧，但比那时乡村人的瓦房好上十倍。学生家长做矿工，他的老婆摆猪肉摊，夫妻俩为了招待我，都放了两天假，三餐烧出大鱼大肉摆上好酒，还怕我吃不好，吃得我的肚皮整天胀鼓鼓的，让我又回忆起第一次来德兴，那饭店里的米饭，真比世界上任何美食好得多了。

坐车回来的路上，我读着《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到下车时，全书刚好读完。

2

在德兴卖烟丝不成，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又出门去了。

在上饶上火车，坐了九个小时到宜春，我一路上站着，人挤人的车厢像蚂蚁窝，饮渴、疲惫、迷茫、痛苦，在慢慢地撕扯着我的心。我这是在去哪儿？宜春，名字好听，可并不一定适合我这样的人。

我们做事的地方，离宜春市三华里。浙赣铁路穿过市效，庞大的火车头上的烟囱，吐出黑龙般的浓烟，使空气充满了呛人的煤烟味。我们在工地上干活时，常常数着某辆开过来的火车车厢的数量，客运的一般都是十四个，货运的四十至六十个。我们拉着板车要横穿铁路时，看准驶来的火车距离我们一百米之外，就连人带车飞跑向那边，而火车刚好在我们的屁股后面呼啸而过。整日被强劳作麻木了的人，唯一的活络就是寻找刺激，精神的，体能的。

我想买点日用品，才到市里走走。那时，我把城市仅看作是一座特大的乡村，与乡村根本不同的是，城市人只上班不种田，城市人从骨子里瞧不起乡村人。

三年前，一位家住上饶市的同学，要我周末一起跟他回家去。坐客车要六毛钱，我俩舍不得，便步行，四十多里的路，从午后走到太阳落山，才走到火车站。我的双脚走得麻木，肚子饿得慌，希望同学带我到他家里，坐下来吃餐热饭菜，早点上床睡觉。但是他带着我绕车站到处转，我一次次问你家还没到啊。他一次次答，没到，但快了。

夜晚的火车站，灯光死白，一对对冷硬的铁轨，相互交叉，像一群巨大的贴地恶魔，让我心里的荒凉充满难以言表的困惑。我像一只迷路的羔羊让一头丧家小狗拖着四处走，极度的饮渴让我昏沉欲倒。

这样转圈二个多小时后，他才忽然用手指着前面的一幢屋子说：“呶，我的家。”这时我方明白，我们刚才绕圈的中心，就是他家的房子。

他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后门，进自己的家，还要放轻脚步，猫着腰，窥探一下门里的动静，才忐忑不定地走进屋里。

可想而知，残羹冷饭，就是我俩的晚餐，而且还不够吃饱。这本没什么，毕竟我俩都是孩子，大人上晚班去了，将就点，也令我心满意足，总比刚才做流浪狗好了十倍。

然而，在我俩正吃着一些晚餐剩下的冷鱼骨头时，同学的父母下班到家了。

“你是怎么回到家的？”同学母亲辟头就问她的儿子，顺带乜斜我一眼。

“我们……走回来的。”同学喏喏回答。

“不在学校好好读书，就知道乱走一通。”

我当时心里格登一下，似乎明白过来，眼前的这位在火车站上班的母亲，早已把她的这个儿子看作一个家贼了，怪不得他连回自己的家也偷偷摸摸的。并且，我作为她儿子的同学，陪着走了四五十里的路，但在她的眼里，我竟然成了个来讨饭借宿的下等人，她脸色阴沉，我俩半饥饿着，她根本不在乎。她在乎她的愤怒和发自心底的卑视。

世界上还有这样做母亲的。

还好饥渴都解决了，我一躺上床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饭后，同学带着我出去玩，他的一伙朋友，五六个，到一家工厂门前“捡废铁”，其实是偷，并怂恿我也偷。共同偷到的铁，卖给收废站，得十多元钱，可平分给每人两元钱。

他们在一个为头计算下，开始分钱。我偷铁偷得最多，心中窃喜：二元钱啊，在生产队出工两天，一个正劳动也挣不到二元钱。

但分配人头钱时，为头的根本没提到应该给我一份，连同学也把我当作了局外人。眼看我应得的那份就要白白地被人给瓜分了。城市的大人瞧不起农村人，城市的孩子更不把农村的孩子当人看。我总算看透了，我不服。

“该分我一份的。”关键时刻，我说出了关键的一句话。

“你？怎么是你？”那头儿显然猝不及防，强辨说，“你与我们不是一伙的。”

“但铁我也偷了，那块最大的铁还是我偷的。”

头儿和他的伙伴们顿时一个个都睁大两哏，同学则低下头，皱了双眉，还劝说我，算了吧。

“这样不好，我可以不跟你们平分，但应当给我一半。”我想得到买一趟车票的钱。

那头儿也算聪明，多少良心发现，便顺坡下驴。

“就给你二毛。”

我觉得亏大了，也觉得全没有白废口舌。但我总算看出了同学的软弱、小气，在他的伙伴中他仅是个跟帮，毫无地位可言。

我们下午回来，坐在客车上，我自己买的车票，我发现同学已不愿意与我说话。第二天，在学校操场上，他直白地对我说：“昨天卖了铁，真想不到你争着分钱，让我在朋友面前丢尽面子。我从此跟你互不往来。”

跟这样的人绝交，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但城市给我的心扎出的伤口，长久地流着鲜血。

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心一直排斥着城市。

年谷雨时节，我参加上饶市文联举行的笔会，同时得了个三等奖，奖金一百元，一笔中等稿酬而已。我坐电梯时，人在向第十九层上升的过程中，我见到了眼下大半个市景，我不禁脱口而出：“城市，我征服你来了，用我手中的笔。”

宜春市给我的印象，如上饶市一样，陌生，疏离。

一条沙石公路，左边铁路，右边稻田，铁路给人的远方一个又一个没有尽头的站台，田园给人一座又一座恒久不变的村庄，当铁路穿过村庄，村庄就变成站台，站台是应时位移，顺势设置的，千万农家屋顶上的小烟囱也跟着位移，粘合，终于集中为火车头上的那个大烟囱，千万个农村渐渐地汇聚成一座又一座新城市。但城市容纳过我吗？十七岁的我，来到宜春市，却跟身在农村没什么不同。

市里仅一条大街，仍是沙石路，在火车煤烟的熏染下，市面灰扑扑的，又是在冬天，高低不平的街道阴沉潮湿，邮电局、饭馆、商店，这些东西跟一般的县城里的一个模子。只有在一个地方，使我隐隐地感觉到了城市和县城两者明显的差别。

这地方是市新华书店。

一座城市就这么一间书店，看着很陈旧，书籍多又混乱，几盏悬挂的白炽灯泡整日间亮着，在各个书柜前，站满看书的人，原来书店也即图书馆，把书翻破了也没人责备你。知识大爆炸年代，集中轰炸在大城市的书店里，而远离城市的乡村，知识还在处变不惊的田园的淤泥下面，不知到何时才能生根发芽。

那时我随身只带了两本书，一本初中化学复习资料，因我化学读不懂，才带着，另一本杂志《散文》，是在上饶火车站买的，花了六毛钱，但这本书我同样也没读出多大意思。在宜春新华书店，我曾花了一整下午的时间，读了一本武侠小说。

我没钱买书，也不知道自己能读什么书，家里没有藏书，同学家里也没有书，自小就没有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农村家庭书籍的缺乏，并非三千年来的事，就是到了今天，当大部分家庭都建起了数层楼房，房间多得没东西可放，但就是放不进几本孩子们想要读的书。大人们宁愿把成千上万元钱输在赌桌上，但孩子们要拿几十元钱买书，啊，这书屁用，没钱买。

直到下雪的日子，我的混沌的灵魂将得到天意的开窍。

那年冬天的雪，在我的记忆里，可用十年难得一遇来推崇，雪连续三天三夜纷纷而下。在这三天里，我们这群广丰民工被困在屋子里，除了我，大家分坐在两张床上，卧被子打扑克。我的床被他们占用了，只能站着伏在一只空油桶上，准备写家信。

一封信写了三整个白天，共一百多字，每天只写得出二三句。

我本以为自己的作文水平还可以的，读小学五年级时，我的作文能力曾震动全校师生。但现在，面对苍茫大雪，在写一封家信上，我的文字思维通道如自来水管，管里结了冰，放不出一点水。

惹得工友们都替我害羞：“你这‘大学生’，你是在写信吗？写到第三天还没写好，是写考状元的文章啊。”

到第三天下午，我硬是挤死了自己本是半死不活的一堆脑细胞，给信结了尾。

那写信的三天，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三天，一直痛到骨髓，渗入血脉和全身每一根神经细胞里。我沉睡的灵魂终于被痛醒。

当我脚踏路上一尺厚的积雪，走向薄雾中的寂静的宜春市街道，投了信，又去书店里呆到打烊的时间。这时，我觉得大雪覆盖下的宜春市，是一座天上的城市，它让我听见自己幽暗灵魂里，有一棵草芽，在积雪下面轻轻呼吸。

3

一颗被埋在乱石腐叶下的灵魂，也是会呼吸的。它吐出的浊气，与吸进的氧气，具同等价值。

习惯了在四川大山生活的环境，忽然被滔滔江水推送到出海口处，面对运河纵横的肥沃平野，他一时发懵，他觉得这个叫淞江的地方，与他的家乡太不一样。

我问他怎么个不一样，他却皱眉，脸上的皱纹像地图上的四川山脉一样挤紧一起，目光转向门口。门外，天色阴沉，细雨耐心地渗入油黑的泥土，一天又一天，把人的心都要淋发霉了。

每日三餐，餐桌上都会摆上一个菜：咸猪肉。我和黑狗都吃得想吐，想骂人，但他却一片片吃着，还对我们说，这菜真好吃。

“他的家肯定穷得可怕。”黑狗趁他不在眼前时，对我嘿嘿着说，“稀臭的猪肉，他偏说好吃，怪物一个。”

然而比之于我们的老板，这个矮个身材，眼睛一瞪就冒出两盏白炽灯的人，这个四川人吃这猪肉的能力，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围桌开餐时，老板举起他手中的筷子，用大风雨的声音热情地招呼大家：“来，吃咸猪肉！”他吃了几片后，见大家还在挟萝卜、白菜吃，又说：“这咸猪肉，有的是，不必客气。”

近乎煤的黑、类似于粪池那般臭的咸猪肉，一刀一刀挂在厨房的墙壁，除了用来红烧，还用来炒菜。幸而我们六七个人消化能力强，没一个因此生病。

老板承包来的都是些零碎活儿，去村东挖条小沟，去村西拉几车旧砖块，村北又有几根旧木料要搬一搬。我们早上去干活三个小时，雨大得没法干，回来，他在记工簿上，给每人记下二分，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工作量，一整天的工作量是十分。只是我们什么都不用想，每天记我们每人四五分是常事。我佩服老板的精明，又听说他会武功，我心里便产生出跟他比划一下的想法，如果他再乱扣我们的工分。

“他是老板，你打赢了或打输了，输的也是你。”四川人劝我，他向我投来忧郁的眼神。

“怕什么，四川佬？我大哥打得过。大哥，跟老板来一下，我兄弟俩，打老板个狗吃屎。反正他天天请我们吃臭猪肉。”黑狗乜斜着双眼，天生的，又伸手抖肩，打了鸡血般的兴奋。每当我俩在一起时，他会恰逢其时地爆发出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来。

然而老板一直对黑狗客客气气的，还冷不丁地称他“黑狗老板”，这使黑狗憋足了的一身劲，像泄气的皮球一样软塌了下来。

“来，支你们钱，坐下打扑克啰。”我和黑狗正商量着如何揍老板一顿，不知就里的老板在那边屋子里却欢天喜地，庆祝这下雨天，民工雨天打扑克是上帝所嘉许的。

我参加进去，打了一整天，输掉几十元。偷鸡不成蚀把米，痛悔之余，还是找四川人说说话去。

“你也爱打扑克？”四川人问我。

“无聊。以后不打了。”

他“嗤”的一声，笑声在电光火石间便熄灭了。我递给他一支烟。

“你还是看你的书吧。”他的声音迟疑、忧郁，跟这初春的雨天一样怅惘。

“你爱看书吗？”我问他。

“爱。”

“你带了书来吗？”

“没――没带。”

我是问了不该问的。

“可是……”

“我喜欢写文章！”

这下轮到我语塞了，面前这么个一身鸡皮疙瘩未老先衰的人，他竟然会写作。

“你写的是什么？”我身子前倾，怕漏听了他说出的每一个字。

“哲学。”

简洁。“哲学”两字，从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嘴里说出，对我来说具有不同凡响的吸引力。他这个鳏夫，妻子离了，留下一个女儿，他在家里难以生存，便把女儿寄托到姐姐家，自己一个人出来。

在他的哲学头脑里，宇宙无穷的大，人则蝼蚁般地活着，人想要改变自己，就必须积德累善等等。我实在再也听不下去了，便要他给我看看他写在纸上的哲学。

“没写多少字，写得乱糟糟的。”

待他从他的作枕头的旅行袋拿出几张纸时，才知道他说的并非谦虚话，纸上的字写得歪斜扭曲，真是乱麻一团，写了满满两张纸，却读不出一句是有思的。顿时，我的嘴里有如含着一只蟑螂的滋味，但又觉得他是我平生所碰见的，第一个跟我讨论抽象的大问题的人。这样的人，我不会讥笑他，他正好作我每天早上起来照的镜子。

一个人，他如果不能清楚自己当下所处的位置，他脑子一旦灵动起来，就不免产生超验的思想和语言的垃圾。

我又看出他是个处处受尽欺负的人。他双腿细长，双手麻杆两根，挥锹用不上劲，拉车两腿发不出力，做得丁丁当当，磨磨蹭蹭，延误了大家的事，被人臭骂得抬不起眼皮，低头一声不啃。我实在看不过，便帮着把他没做完的事几下子就做了。从此，他不愿离开我的身边。

“大哥，你对那个四川佬太好了，他尽粘着你。”黑狗摇头晃脑地对我说。

“啥办法，他是个天生干不了体力活的。”

但他更干不了精神活，他只会大而无当地空想。空想如能让他继续活命，空想仍是必须的，就像看不见的空气，对自然生命的必须性那样。

数年前，在新余市界水镇，我就已遇到过一流浪者，他叫小杨，来自安徽，十七岁，他母亲在他十岁左右便去逝了，他的教语文的父亲便续了弦。小杨不堪后母虐待，便停学离家，一路出走到江西来。

我当初十七岁去宜春做工，因开始做什么事都落人后，被人家辱骂了整整一个月，天天骂，时时骂。一个月后，就再也没有人敢骂我一句了，因我干活再也不差于任何人。可是小杨跟那时的我不同，人长得柔弱清秀，眼睛汪汪亮，说话的声音虽孩子气，但显得比大多数民工有文化。这么一个文雅有气质的孩子，一气之下放弃学业，掺和在一群欺软怕硬的民工之间，是非常令他们恼火的。

更令我无法不出手遮护他一下的原因是，面对那些大大咧咧，出口秽语一大堆的工友们的围攻，以他天性的畏缩和体质的孱弱，根本无力抗拒，其结果就是，要么继续忍受，要么自动出局，如浮萍一样继续去流浪。

小杨什么都做不了，只象征性的摆弄几下子，这是为集体劳动所不允许的，我主动帮他做，别人不敢再排斥他，他就天天跟在我身边。休息的时候也这样，我看书，他也看书。

“这书你看得懂吗？”我问他。

“看得懂一些。”

我翻开《忏悔录》，指一段让他读，我则躺在床上，微闭上眼睛。

值梅雨时节，赣西北苍莽群山，全被烟雨笼罩，从山谷升起的白雾，飘飘悠悠，一直飘进我们住房的窗口。由于营养不足，我的头脑时常处于半休眠状态，还没看过几页书，即使在白天，我也会阖上眼皮睡去。

我梦见学校，梦见自己又走进考场，梦见自己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却被改了姓名。

人在梦中是找不到任何出路的。但唯有在梦中坚持行走，他一定能找到一个孤舟渡口。

开始，似是一阵微风，接着一泓山泉的淙淙声，让我在梦中看见了一丝光亮，一片茂密丛林，鸟儿落满枝头。魂兮归来，小杨的字句清晰的读书声，激活了我意识近于荒芜的大脑。

我拿出一篇古文，要他说说意思。他读一句说一句，古文翻译水平跟我的差不离。

“你父亲教过你读古文？”

“教过。父亲教我太严，我受不了。”

“你最好还是回家去，重新上学。做民工你吃不消的。”

他看着我，眼光明净无波，要流泪的样子。但他还是摇头：“不想回那个家。”

小杨不是孤儿，但他已没了家，他与卢梭一样的出身，但卢梭当年，从家乡瑞士走向东欧大平原，走到法国巴黎，靠做佣工活着，并自学成才。小杨则没有这个运气。

我让小杨看《忏悔录》封二上卢梭的画像，小杨咧嘴笑了，小杨高鼻梁、瓜子脸、一头细柔卷发，天生儿卢梭模样。

一个多月后我到新余市水泥厂带班，小杨也跟着来，但干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决定不干了，原因很简单，在这个钢铁城市，还不如在界水的山林让我自在。

一脸茫然的小杨，陪着我走到车站，这时他抬起汪汪泪眼，稚气的脸上挤出几丝忧郁的微笑，说：“你回家去，重新上学吧。”

上学？我可以重新拥有一条课桌？二十二岁的我，看着新余市浓烟弥漫的天空，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抛弃了小杨，尽管我实际上什么也帮不了他。现在我又要抛弃这个四川“哲学家”了，因为我和黑狗吃那臭猪肉都吃怕了。我俩临走时，这位苦瓜脸的四川兄弟，送给我一本书，《泰戈尔诗选》，这本书还是我让他买的，但他翻看了一阵子后，说看不懂，就把书送给了我。

4

后来我做到青浦，又做到闵行，又做到南京东路，拆迁一座火电厂。我们广丰人在上海搞拆迁，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有一位老乡，他不做拆迁，而是整日拉着辆板车，在随便哪一个拆迁点，东捡一块砖头，西捡一根钢筋头，砖头卖给建房人家，每块一毛钱，钢筋头卖给收购站，每斤一元钱。平时，我们把这种人称作捡垃圾的，文学名称“城市拾荒者”，反正都为捡废变宝者的意思。村里没见过世面的人，最好开这种人的玩笑，说这种人在大城市的活法，跟讨饭的差不多。

然而，当我在上海市亲眼看到，所谓的拾荒者，他们的衣着模样确像讨饭的，而实际上，拾荒者几近等同于淘金者。

那个捡砖头钢筋头的老乡，他用来谋活的成本，仅一辆平车，一把砖刀，最多再添一柄老虎钳而已，按他每天捡一千块砖头，就能挣到一百元，够他一家人生活的，如果运气好，捡个百来斤钢筋头，还能捡到价钱更贵的铜管、铜电缆，就是一笔额外之财。我的另一个名叫大水的同乡，做拆迁包头，人瘦长，宽脸，高额，说话有点巴咂，他既做老板，也拾荒，他把拆下的钢筋，装满一解放牌汽车，拉回家建新房子。大水为了拉关系，让自己的老婆跟一个当权者去旅游，他老婆回到家里时，新房子也已做好了。

一幢三直二层的民房，民工先爬上屋顶揭了瓦片，拿下桁架，用租麻绳吊下下楼板，把一根根横梁拔出来，房子只剩下一面一面的墙。民工手挥重锤，侧击墙根的那一行砖块，击出一排窟窿，然后一个个手握扁担、木棒、竹棍，扺住墙，一齐向前推，动了根基的墙摇一摇，“轰”的一声，齐刷刷仰身倒地，灰尘飞腾，每个人全身飞雪。不过半天时间，拆完一幢好端端的民房，所有拆下的材料，就地出卖，价格便宜，拾荒者买去最多，一转手，就赚一笔。

拆迁者们雅称自己是城市破坏者。

江西人、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安徽人等，纷纷来上海搞拆迁，我听工友们说，四川人拆迁最厉害，拆迁按平方计算工钱，拆迁速度越快，挣的钱越多，快，意需勇敢，勇敢意味着不怕危险。

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一个四川人，站在一幢三层楼上的一个凸出的小阳台上，阳台不过一平方米面积，这个四川人手挥大镑锤，击打墙上的水泥圈梁，他挥打得均匀、自如，如马戏表演，气定神闲且姿态优美，让我直看得胆颤心惊。

电厂里的铜管、铜电缆，被拆下堆放一起，足有上千公斤，老板没专门派人防守，一些胆子大的拆迁民工便监守自盗，冒着被派出所抓去的危险。我就亲眼看见一位工友，在深夜里，翻过断墙和横七竖八的巨大的水泥块，抱上一段一米多长的铜管，拿回住处藏了起来。与我同睡一床的老扁头，他也时不时的去捡来几根小铜管。他于一次卖了铜回来，笑着对我说：“偷得不多，但也能挣几个零花钱。”

老扁头有了零花钱，天天去买吃的来，水果、饮料、方便面，他烧的面条佐料充分，颜色花花绿绿，吃着味道特别鲜美。每个中餐，老扁头强调先喝加饭酒，再喝汤，然后吃饭。晚上看电视到深夜，他去买来方便面，大盒的，小盒的，贵的，便宜的，随我挑。我当然挑最贵的吃。老扁头的头确实是扁了点的，扁桃形状，眼缝长，嘴巴宽。我发现，凡是嘴巴阔大的人，基本属吃货一类，吃货好客，头脑灵，性情乐观，不容易忧愁。

人来世上，本是为了吃，吃饱了找乐子。不擅长吃又不会去找乐子的人，可惜了他父母的那对受精卵。

看到身边那么多的人都去偷铁偷铜，我即使心清如水，也会泛起浊波。一天早上，我去偷来一小截铜管，放进一只菜篮子里，盖上一张报纸，不过十分钟，走到收购站，卖了十三元钱。

我登时觉得这钱太容易挣了，此前，铜那么容易偷，我为什么不去偷？但是，因公安来查看电厂的铜件，即时阻断了我打算再去弄点零花钱的念头。

5

母亲坐在家门前的空地上，她面前摆一张小方桌，桌面中间堆放着花边，圆月般、银光闪闪、阳面袁大头阴面谷穗印案的花边，如一座白银小山。母亲给金条刷上面糊，然后把金条摊放在左手掌心上，右手的中指拇指夹一块花边，借助食指向前推滚，金条卷上花边，如车轮装上履带。

家门前东西两边各有菜池，短墙全倒秃，鸡、鹅、鸭、猪们自由进出菜地，菜地荒芜了，成为百草园。深秋的阳光斜照百草园，穿过香椿树叶缝，细碎金黄的光，飘落母亲满头花发，母亲眨着眼睛，微微侧过她瘦小静默的脸，看了一下蔚蓝的天空，母亲眼睛里深秋的天空，有大鹏在飞翔。

秋风吹落树叶，落满一地金黄。此刻，端坐在家门前的母亲，像一尊菩萨。

一阵叮当的探路声，从屋后的进士门塘那边传来，大约是呼应，兴奋得门前树上的鸟们拍翅飞起，吱叫着，在半空盘旋。

母亲立起身来，望着北面的弄堂，对我笑着说：“翁春老先生来了。”

翁春伯，一位算命先生，家住邻村的大尖山脚下，他先天盲目，终生为人算命，据说因算得很准，有人喜欢他算，有人则怕他算。一次，翁春伯算一个人活不过某个节日，那人听了大怒，狠狠抽了他个大耳光，骂他乱咒骂人。翁春伯没有伸手摸自己被打得火辣辣的脸，而是小心整理好琴弓丝弦，站起身来，平静地说：“人命有定数，我说的是实话，信不信由你。”那个怒火中烧的人，一直好好的又活了几天，活到那节曰的前一个晚上，忽然大病而亡。

我从小到大，母亲请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多张命，我一一核对，有些算得模糊，有些算得也准，比如翁春伯那次给我算，我考不上大学。结果事实是，我终生与大学无缘。

母亲一字不识，她不懂天命，而至终老敬重算命先生，她借钱也要请先生给我算命。我受了母亲影响，也懵懂信命，信命的结果，我忍辱自亏，遇事很少与人计较，终至信佛，学会安静守己，逢愁也乐，乐而不移神动性。我尤喜看见翁春老先生他那张梨子脸，未言先笑，未坐先谢。母亲敬献茶水，听得先生抚弦一叹，便询先生发此叹之根由，先生曰：“你儿寅尾卯头出生，是个破日，若晚若早一个时辰出生，就是张好命。”“若是好命又怎样？”“将来至少能当上团长。”

我哑然失笑。团长？我本想当个将军，读了《拿破仑传》后，我把自己的梦想提升为统率、第一执政，若降而求其次，就是当个大军区司令也好。

当然，因出生于破日，就连团长的命也给破了。只是我并不遗憾。

“先生，我儿子什么时候适合出门？”母亲还是担心我将来的活路。

“三天后。”

“去哪？”

“南方。”

翁春老先生收了母亲给的二元钱，道一声谢，笑咪咪地走出了我的家门。

三天后出门，而且去南方？上春我就去过广州、中山，找不到事做，没几天就回家了。家里父亲正担心着我，他听人家讲，好多在南方找不到工作的人，夜晚住在乱坟堆里。

但我就信了，我从母亲的表情上看，她也不很怀疑。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觉得，能在父母身边，继续安心读大部头，再空想一番统率梦，也挺好的。我于每天早晚，都要跑到后山去打拳脚，打累了就回家里看书，睡觉。

到了第三天下午，我正坐在家里扎花边，“嗒”一声，十几块花边如胎儿般进了扎筒，再嗒个几声，花边从扎筒口向上跳起，倒出来，放进摆在我身边的一个旧抽屉里，像一筒月饼。

有一个家住后山脚下长屋的人，他叫刘友贵，我跟他的弟弟友猛是好朋友，跟友贵没什么交往，然而在我正在扎花边时，他正朝我家走来。

友贵个子矮胖，短发，圆头，多肉而白净的脸，嫩得像两块水豆腐，一笑，眼缝就给眯成两根线，加上一对大耳朵，活脱脱一尊弥勒佛。他快三十岁了，还没找到对象，他的两个哥哥，也还没有成家，他们的父亲过世得早。我每次到友猛家，如果碰到友孟出去了，友贵就坐下陪我说话，他的老母亲向我问了好，给我泡茶。友贵的大哥，四十多岁，未成家室已显老相，他的二哥三十多岁，身高一米多一点，这两个哥哥都会跟我打句招呼，而孤独、寡言、忧郁可能终生陪伴他们。一个善良厚道的家庭，兄弟众多，却是如此冷清，又让我想到了天命。

这家老四友猛，与他的三个哥哥相比，却是种同命不同，他柳叶眼，稀发，宽嘴巴，与人说着说着，会“哗”的一声大笑起来。他天性好强，读书比不过邻居刘小兵，小兵是我的同学，就比写字，且是繁体字，小兵给难住了，我更是望而生畏，那时我还没开始读古书，随便几个简单的繁体字，对我来说都是天书。

友猛不但跟他的三个老实巴交的哥哥不同，跟我和小兵也不同。他虽能写好多繁体字，但不会死认唯读书成才这条路。

友猛比小兵和我都小了两岁，却已结婚，自由恋爱的果实，还不用花一分钱。当我那年在上海市南京东路做拆迁时，他在徐家汇做水果生意，脚踏一辆小三轮车，走街穿巷，晚上回住处，同其他做生意的老乡一起打扑克，打好了回卧室抱老婆去。我到他住的地方玩过一次，天下着小雨，他一头淋湿踩车回来，见了我很高兴，请我吃水果，有一种甜瓜看着很普通的样子，名称却洋气，伊丽莎白瓜，有种苹果则称富士苹果，我不相信，也吃不了那么多种名称高大上的水果，吃了点儿就向他告辞，因为有人大喊他去打扑克。我们广丰人好赌成性，一是人多田少，出门谋活的人也多，多到全国各地都有广丰人，同乡人相处的最好方法，便是坐下就赌；二是既赌得输得起，而广丰人偏能挣钱，像我这么不会挣钱的，可怜的少。

友猛后来见很多在上海的广丰人因拆迁而发了财，他终于忍不住，放下水果生意，找人合伙搞拆迁，当年就挣二万元，若在家里，那时的二万元可建一幢二直二层的新房子。但世上很多人，钱挣得快，也花得快。有人说友猛挣到钱后，天天住宾馆，吃喝嫖赌一起上，不久，他花光了拆迁所挣来的钱，也可能把老本都输掉了，自然被打回原形，还做水果生意去。

只要友猛在家，我会想到来玩。玩得高兴，友猛叫我坐下吃饭，我也不推辞。友猛的哥哥们都不大喝酒，但劝我喝，我一喝醉就吹牛，吹得大家都增加酒量。友猛的母亲笑着说：“树林读书人，会说话，是有前途的。我家友猛怎么就不学学树林？”友猛涨红着脸说：“老妈呀，我学不了人家的，就做我自己。”“你不好好学，就光会耍嘴皮子。”

我家的房子是泥墙房，没上白灰，时间久了，墙面到处蜂窝状，地面高低不平，室内光线昏暗，这样的房子，使我自卑，是使我一直不愿找对象的重要原因，不只是没钱，像友猛当时比我更没钱，却有好女子愿意嫁给他。友猛结婚的自信，应当源于他家的房子还像个房子，他家房子是一幢老旧大房子的后厅部分，后厅变成他家的正厅，两边厢房是他们四兄弟各人的卧室，大房子正中的天井成了他家的前庭。而前厅就是刘小兵的家，他家建了新房子后，这老屋就卖了。更奇特的是，这幢老房子应地势而建，后厅高前厅低，其长度超过八十米，以这房子为中心的聚落，因之得名，叫长屋，共住进六七家人。

由天井、柱栟、壁板、回廊、前后厅、厢房组成的四合院，是我一生都梦想的房子。

然而在老大的旧房子里住得过久，人必沉闷，渐渐丧失经营世事的敏锐度，就像一位专读古书而拒读当下新书的人，很少能生发出新思想。

矮胖的人行走无声，因他一走路就喘气，只能慢行，像只直立向前移步的大熊猫。他走进我家门，我才知道来的是他。

“树林打命鬼，听说你想出门去。我明天去广东，你跟不跟我去？”他稍喘了下气，一开口就这么说。

“要。有事做吗？”我放下扎筒，惊喜地站了起来。

“有。打命鬼，我难道骗过你吗？你要去，明天早上就跟我走，要不，我到时一个人走了。”

他也不坐下来，站着把话说完，就转身出了我家门。

“真真是，让翁春老先生算准了。”

我看见母亲脸上的皱纹，完全舒展了开来。

第二天上午，我跟随友贵到上饶坐上火车，于第三天早上，到达佛山市张槎，走进一家私营袜厂。

这家袂厂的厂房分开为两处，一处是在老板家的房子里，我在这儿上班，另一处是新建的厂房，新厂房有门卫室却没有门卫，门卫室就作了我和友贵等四个男人的宿舍。我和友贵同用一张两层床，我睡上铺，他睡下铺。

我每天下了班，吃过饭，经常回宿舍床上看书，友贵伸手拍拍床栏，叫：“打命鬼，你就知道看书，不会把脑子看坏了吗？”我就知道他想出去玩，便侧身下了床。

夜里，友贵人一上了床，就能呼呼睡去。隔壁织袜厂房里的机器，日夜转动，噪音使我的脑子如遭电击，令我难以入睡，却正好看书。前段时间里，我陆陆续续从佛山市新华书店买来几十本书，放在床里依墙竖立，其中有几本毛笔字贴，练字时得下床去练。

“哎呀，打命鬼，你是把厂房当作学校了。”他见我这样子，老惊奇得睁大眼睛，嘴里喃喃，“你怎么就没考上大学？活宝一个。”

“没办法。”我不想多跟他啰嗦。

“上了班，有空就玩，就睡，这就是办法。你神哪，啧啧。”

“我看书也是好玩。”我只能跟他这么解释。

离厂房一百多米处，有一条街道，每到墟日，街道摆出很多摊子，各种货品都有，包括书籍杂志，不用上班的日子，我和友贵会去街上看看，顺便买些日用品和香蕉等水果。但我更想去市里玩。

我一般都选在下午去市里，并且是在下雨天，下雨天我不用上班。在我出发之前，总要向友贵说一声，要他为我打好晚饭。

“你个书呆子，放心吧。”友贵边干活儿边回答。

就因为书店，我才能在张槎这小袂厂呆了一年余的时间。

佛山市有两间新华书店，一老一新，老的我仅去过一次，就不再想去了，书店陈旧，书籍也没理整齐，我在里面没法安静看书。新书店就很好，整齐、安静，也宽畅明亮，与新书店相对的是海关大楼，之间有个小公园，我看书看累了，就来到小公园里坐会儿。

晚上九点整，书店打烊，我骑车回张槎。

当我一脚走进宿舍，就见我床上摆放着一大碗堆成山高的米饭和一碗菜。

我尽管肚子饿得贴到背脊去，有时候，我还是不能把这大碗的饭吃完。

“打命鬼，打命鬼，你要是不把这碗饭吃完，好意思吗？我就怕你饿着，特地打得满满。”

我除了把饭强咽下肚子，把饭慢慢吃完，实在没别的法子。

袂厂里做工的女孩子极多，主要来自湖南、广西、江西，还有佛山本地的。我问友贵，你会谈恋爱吗？他抬眼看着我，“扑哧”一声笑，说你打命鬼，问我这个干什么，再木的人也会谈恋爱。

“那我为什么还没见你有动静？”我认真起来。

“跟谁谈啊。”

我伸手指了下前面的几个女孩，问：“你喜欢哪一个？”

“我不知道。”他又说，“随便哪一个。”

他老实惧怯得没了择偶标准。

我要他陪我去一个地方，袂子绣花车间。绣女们并不都长得漂亮，但比之于别的车间里的女孩，她们的着装更整齐，气质显得更高雅。

“绣花车间？那里都是女孩子。啊，打命鬼，你肯定是看上哪一个了。我不去，我不做你们的电灯泡。”

“去，必须去，说不定我能给你做个媒。”

我俩是装着好奇和欣赏绣花工艺，来那车间。当我走了进去，猛看见一排电脑，顿时倒吸一口冷气，不禁发一声叹：“啊，你们原来用电脑绣花。”

正埋头操作电脑的女孩子们，纷份回头，对我淡淡一笑。我先是一台一台电脑看过去，然后问一个叫阿真的本地女孩：“阿真，怎么绣出这些好看的花的？”

“用电脑设计的图案。”阿真扬起燕眉，回答得挺大方。

跟你说话很大方的姑娘，她心中是不会有你的。我的提问也是这样。我知道自己喜欢谁，就是站在阿真身旁的那个女孩，一张满月脸，白里透红，一双秋波演漾的眼睛，让我看见了就不想离开的眼睛，披肩黑发浓密柔软，主要是保养的效果，这女孩名叫阿惠。

阿惠使我想起，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女同学，我俩同桌，她生得漂亮，有气质，也大方，成绩好。我暗恋她十年，直到听说她考上了大学，我才断了对她的相思。

眼前的阿惠，模样儿很像我小学的那个女同桌。我上班的地方与她的宿舍仅咫尺之距，她上夜班的日子，她白天休息。我经常看见她起床后对镜梳头，她右手握梳子，将满头长发朝后梳，左手抬高弯曲到左肩后，托住后脑勺上的头发，梳子一下一下地把头发梳着，已梳得很整齐了，瀑布一样，静谧的晨光在她满头黑发上流连忘返，成扇面形的发梢轻轻波动，可她还在梳着。她镜子里的两只眼睛，害羞地眨了眨，握发的左手一松下来，黑发垂帘般遮住她大半明月般的脸庞。她又踮起自己的脚尖，轻盈地转过身，走近门口，朝门外一笑，接着拿一根皮筋，束了发。

现在我走近她，看她绣花，她只是朝我看了眼，即收回目光，盯住那细长的绣花针。

“阿惠，这工作辛苦吧。”我问。

“不辛苦的。”她微笑了一下，但显得有点勉强。

我感觉再呆下去也没多大意思，便拉着友贵走出了绣花车间。

“短命鬼，你喜欢上阿真还是阿贵？”回到宿舍，友贵打哈哈问我。

“我喜欢上了谁吗？你猜一猜。”我装作豪不在意地反问他。

“当然是阿惠。”

我低下头来，不给一个字的回答。

袂厂里的事，我实在不愿意做，友贵也不愿意做，他本来是打算来做老板的司机的，但开车手艺不熟炼，只得做厂。但我俩都从来没考虑过，趁那个时间，去找别的厂做。懒人总随遇而安，不到他没钱吃饭时，他就从不担心自己的未来。

我承认自己就是个懒人，不习惯在城市谋生，宁愿回乡下家里，过穷困而清闲的生活。所以当我把佛山市新的新华书店里的所有文学书籍，读完了一半多后，就跟老板结了工钱，把买来的书装进两个大蛇皮袋，挑上肩，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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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高考刚刚开始，学生周旋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