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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民谣》后记 我是怀着惴惴的心情整理完这些民谣的。 我打小就听着这些民谣长大，很多民谣我不但会念，还会唱。小时玩过家家的游戏，经常学着大人们的模样喝洞房彩。在田间放牛时喜欢哼山歌，尤其爱唱《十八对》。农历四月以后，最爱跟在肩扛龙船头腰挂龙船鼓到处打爬船家的“打家”们后面瞎起哄，人家唱“殃——消——么——噢，消——殃——灾——噢”，我们非唱成“杨小妹啊，发洋财啊!”气得“打家”们到处追打我们。每到夏夜，就围着叼着长长烟筒的顺义伯，听他讲谚语，直到迷迷糊糊地伏在老爹的膝盖上昏沉沉地睡去。我那时不知这些玩意叫做民谣，就知道好玩，确实好玩。 没想到，这些民谣居然像老家风底垅里的“草皮筋”（一种顽草）一样顽皮，从此在我心底里植根疯长，再也铲除不了，喷除草剂都没有用。我呢，从上高中时起就有意无意地记录一些我认为好玩的民谣，那是无意识的选录。上大学时，我念的中文系，开始接触民俗文化，才幡然省悟，原来自己从小到大玩闹着嬉戏着的这些玩意居然是“声腔文化”的文学表现样式，是广丰的祖先们几千年集体创作的结晶。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立马产生了紧迫感和责任感。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宝贝正悄悄地消失于现代生活的改变之中，正慢慢地湮没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中，而熟知这些宝贝的老人们也一个个的在减少。因此，我得抢救它们，于是，便有了二十年的漫长追踪。为此，我曾骑个破自行车，踏遍了数百个村落访问了上百位老人，我曾跪在病危的老人床前，从其一张一翕的唇齿间录下了其它地方没有听过的洞房彩词，我曾蹲在九旬老人的膝前陪着他一起抽着“紫老红”，在缭绕的烟雾中记下了大量的谚语，我曾在偏僻的山村，与八旬老人共睡一床，跟着老人学唱那美妙的山歌……这些老人，现在都过世了，我曾经到有些老人的坟前吊唁过，他们的坟头已经绿草青青，就像他们传授给我的民谣那样，终于呈现出了茂盛的迹象来了。 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让我自己满意。因为，民谣，作为声腔文化的艺术表现样式，我并没能收集完备，尤其是谚语，更是有相当数量无法收齐，即便是已经收集到的这些，也可能因为只有方言传承没有文字记载等原因，也不一定就完全还原得了其本来的面目，因此，在整理之时，即使我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但仍然有遗珠之憾和原味之失，故而出版此书时会生惴惴之心。但不管怎么样，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只能以我之粗陋见解，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坚信，肯定会有更多的更热心的更高水平的广丰老乡投身到广丰本土文化的研究之中，产出更多的更好的更完备的本土文化研究成果的。 值得一提的是，民谣与方言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因为声腔文化有着四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口头方言，在广丰指的就是“广丰腔”；二是文字语言，就是可以写出来的汉字，这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专门的语言学者才能完成；三是口头方言和文字语言的文学表现形式，如在广丰方言基础上形成的谚语、山歌、喝彩词和龙船歌等，也就是我一直认为的“广丰民谣”；四是在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戏曲等文艺样式，虽然也有串堂班等曲艺表现样式，但广丰方言并没有真正形成独特的地方戏曲种类，然而在广丰方言基础上所形成的“广丰民谣”却繁育的很好。今天，这本集子收集的就是单指“广丰民谣”这一大类。有些朋友问我：“怎么不整理下广丰方言？”我只能回说：“广丰方言的难度太大，我做不了，也不敢做，再说，我的莫逆之交长我四十岁的李有祥老人正着手编篡《广丰方言》呢。”因此，如有喜欢广丰方言的朋友，可去观阅李老的专著《广丰方言》。 现在，在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下，《广丰民谣》终于要出版了。别看这么个小小的集子，可集结着众多人的智慧与汗水。对那些已故老人的感恩当然是必要的，对那些还健在的人就更有必要道一声谢谢了：我得感谢县委宣传部在政策上的支持，感谢狂草大师王少华老师题写了书名，感谢摄影家廖诗富先生提供的与民谣内容相呼应的精美图片，感谢李有祥老人提供的良好的广丰方言甚础，感谢那些走村串户的“打家”们给我的补漏，感谢出版社各位老师的支持，感谢新华书店龚小春女士的销售意见，更感谢我妻郑华凤女士的认真勘校…… 当然，我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并没有就此结束，今后，我将对广丰的山水文化、古建筑文化、禅宗文化、书院文化、名士文化、遗址文化、都文化、民俗文化等众多的文化样式进行系统的研究发掘，详细地整理扬弃，条件允许的话，或许会编成系列的丛书，以利县人了解本土文化，提高本土文化自信，增进本土文化自豪，唤醒保护、挖掘、宣传、宏扬、包装、推介、利用本土文化的自觉性，让本土文化成为咱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成为咱伟大祖国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补充。如果真能如此，则我愿足矣! 周亚鹰于非鱼居 年5月28日 |
